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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乙
股票市場是實現股票買賣行為場所的統稱，雖然這種行為通常被理解和解釋成經濟行為，但并不妨礙我們從文化的角度進行解讀和詮釋。
實際上，從廣泛的意義上說，在我們的生活世界里，并不存在純粹的經濟行為，所
謂的經濟行為不過是我們對某種活動進行理解和解釋的抽象說明。經濟學是理解和解釋人們的經濟活動的，但現實的人只有在經過抽象之后，以“經濟人”或“理性人”的面目才能進入經濟學的概念體系。顯然，這個人既沒有體重，又沒有性別，既沒有饑餓感，又沒有愛欲，當然也就沒有什么“文化”了。可正是憑借這個抽象人，我們的經濟學理論對整個經濟生活進行了獨特的理解和解釋，并在相當的范圍與程度上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對于生活世界來說，理性是必要的，就是說，沒有理性是萬萬不行的，但只有理性是遠遠不夠的。
理性概念的抽象性產生了一種叫做“存在的剩余”的東西，這種“剩余的存在”雖然被排斥在抽象的理論體系之外，卻在生活世界之中繼續發揮著現實的作用，有時甚至往往是很重要的作用。畢竟，存在“大于”理論邏輯體系。
對于股票買賣的行為人來說，我們往往從理性的方面理解和解釋他的行為，把心理態度、傾向、意愿乃至價值觀念和信念信仰等這些難以進行理性處置的東西暫時拋開。顯然，對于實際的股票買賣人來說，應該是經常“攜帶著”這些文化特性的，不僅在買賣的進行中，而且在買賣之前與買賣之后。盡管這些特性我們只能在自己身上觀察到，但我們必須要假設它們在別人身上也存在。一部分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將心理因素排除在外的不良后果，試圖將心理學引入到經濟學中，創立了行為金融學，并試圖以此對股票買賣行為進行新的詮釋。但心理學所研究的心理相對于文化來說畢竟還是較為狹窄，而且經濟學的學術規范也制約著引進非理性因素的方式。經濟學與心理學的交叉可能是必要的，卻仍舊是不充分的，也許，經濟學與更廣泛的人文學科的交叉對于經濟學的發展來說，是值得嘗試的方向之一。
當然，文化的復雜性也不亞于經濟的復雜性。通常，我們把文化解釋為在一個共同體中發現的內在與外在的行為方式和規則。所謂內在的行為，是指思想(觀念、價值、信念等)及情感這類只能在自己身上觀察到的東西，而所謂規則是指反復出現但未必每次出現，出現在多個成員身上但未必是每個成員身上的東西。這樣，制度成為規則的極端形式，是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它原則上是對所屬共同體每個成員的行為的規范，體現著共同體信念體系的價值取向。一般地說，交易所、股票投資人、公司法人代表、上市公司、券商、投資基金、投資咨詢公司、投資分析師、管理部門以及部分媒體等等構成一個股市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出現的文化規則的集合就是股市文化。此外，我們用股市亞文化來定義比股市共同體小的那些群體的文化特征，同樣，我們用股市超文化來指稱比股市共同體大的那些共同體的文化特征。
文化首先和通常在語言行為中以及借助語言行為表達出來，語言是存在的家園，語言或言論具有極端的復雜性和重要性。一個事物的名字不是文化，但起名字就是文化，怎樣起名字也是文化，如果有人相信名字的“好壞”與命運有關就更是文化。所以，雞肉炒雞蛋不是文化，但把雞肉炒雞蛋叫做“母子相逢”就是文化。盤整后的一根大陽線不是文化，但把它稱為“芙蓉出水”就是文化。史美倫本人不是文化，但“查史美倫”卻是文化，把查史美倫解讀為“查死你們”就更是文化，而且還是股市文化。
然而，“查史美倫”黯然地離職而去，她的離職對股市共同體產生著直接間接的影響，因而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歷史”事件。文化是歷史的投影，于是，客觀、冷靜、誠信的股評規范被越來越升溫的煽情式廣告所淹沒，從“黑馬集中營”到“飚股俱樂部”，從“財富特攻隊”到“解套抄底神”，從“天天漲停”到“漲停敢死隊”，在這個群英們爭相斗艷的過程中賺取股票推薦提成費的“黑嘴”們卻在暗自發笑。在這種情況下，除非你和查史美倫一樣從股市共同體離職，否則你就得忍受股市煽情文化的精神騷擾。
文化是投影的歷史，在一個拒絕“查死你們”的文化中，股市成長歷史中的健康問題就依然會是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一手股票不是文化，但如果有人總是買賣一手股票就是文化。股東不是文化，但股東總是叫做股民就是文化。1300點不是文化，但總是拿1300點來“說事”就是文化。
跌破1300點不僅是股市所具有的技術特征，而且具有一種逼迫政策干預的文化力量，因而還具有了股市超文化的意義。不論把這種逼迫行為激烈地理解成“勒索股市管理層”，還是溫和地解釋成宏觀的“博弈”，都已經在多空分歧的技術背景下產生了股市亞文化的對峙：多方共同體有看多的價值訴求，空方共同體有看空的價值信念。
這種亞文化的對峙不僅意味著一場股票價格的戰斗，而且意味著一場股市價值的戰爭，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戰斗中卻可以聞到強烈的火藥味。相對于消極的空方“烏鴉嘴”來說，多方“旗手”卻顯得信心不足，并且表現出一種奇怪的憤怒之情。一家著名機構甚至將空方的言論與股市的臭事都歸罪于媒體，他們說：“天下媒體一般黑，炒黑幕，炒獨家是每個記者都追求的。”“媒體發稿的自由將帶來災難性后果……最終引起社會的動亂。”于是他們深明大義般地呼吁：“必須有言論的控制。”這無非是說所有媒體只能是“做多”的代言人，否則就是沒有社會責任感的表現。這種幼稚的反文化的文化觀念既令人驚訝又令人發指。當然，他們在憤慨之余，也不忘抬出超文化的尚方寶劍：“當12道利好無效的時候，未來出臺的利好，一定是你想象不到的超級大利好，到時候，恐怕連補倉的機會都沒有了。”大有一種氣死你們的快感。
而股市的圈錢文化造就了1300點的文化意義，1300點把股市亞文化的交戰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峰。從深層次上解決股市問題，當然必須要讓股市超文化的亮相，因此我所說的是股市問題，不是單純的股市經濟問題，因為經濟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我們更需要的是非經濟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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