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廣夏案中小股東代理律師：我們也在討說法

　　作為銀廣夏案126名中小股東的代理律師，陶雨生比他的委托人更清楚他們面臨的困難有多大

　　- 文/本刊記者 張邦松 黎力

　　立案之惑

　　2001年8月，銀廣夏虛假陳述事件曝光后，大成律所包括陶雨生在內的幾位律師開始關注銀廣夏案件的訴訟受理，同時在各種媒體上呼吁中小股東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權益，并開始接待各方受害者的訴訟咨詢。同年9月開始陸續接受各類訴訟代理。

　　“2001年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在組織訴訟材料的過程中，好多具體的環節都不明確。比如，該采取什么樣的訴訟方式，集體訴訟還是單獨訴訟？收不收取訴訟費？如何計算訴訟費？如何計算實際損失，等等。這些問題全都不明晰，我們也曾將這些問題歸類整理并發送傳真至銀川中院，希望有所答復。對方卻說暫時沒有文件下達，不知道實際情況該怎么處理。”陶律師對《法人》說。

　　據了解，僅為了訴訟方式一項，大成律所就準備了兩套方案：單獨訴訟和集體訴訟。并且根據各自的方案準備了不同的提交材料。

　　2004年4月20日，銀川中院開始正式接受各地訴訟者立案。

　　“但就在立案的當天，我們幾個律師還和銀川中院的法官們討論了半天，連如何立案都不明確，舉個例子來說，全國各地至少有一萬多人立案，雖然已經明確是共同訴訟，但共同訴訟的范圍要怎么劃分？是以一個律所代理的訴訟者為一組，還是以一個城市的訴訟者為一組？這些當天都還沒有最后明確。這一點，本應是法院有個指導性的建議，然而在當時，人人都面面相覷。”

　　據說，最后是律師們提了意見，以20或30個訴訟者為一個立案小組，進行立案。這個方案后來被采納，直到8月16日立案結束，銀廣夏一案的全體共同訴訟人，都是按20人一組進行立案。

　　“這本身就說明審理該案的法規制度不完善。”一個當時走出銀川中院的上海代理律師說。

　　程序之繁

　　此外，還有訴訟費用的問題。據了解，訴訟費用分兩部分，給代理律師的訴訟費和車馬費，以及給銀川中院的訴訟費。

　　“法院本來有規定，法院方面的訴訟費應由民事賠償責任人承擔，在這個案子里，無疑應該是由銀廣夏承擔。但是按照當時的情況，又根本不可能實現，所以法院的態度很堅決，凡起訴都要交費，不交費就不受理，這也是不少人放棄最后立案的原因，因為本身已覺得無望，又負擔不起高額的訴訟費用。”

　　據《法人》了解，在大成律師事務所進行過咨詢并登記的有320多人，最后堅持立案的只有126人，據了解，126人里，損失最小的幾千元，最大的達到一千三百多萬。有大多半的訴訟者放棄了捍衛他們的權利。陶律師告訴《法人》，牽絆住訴訟者們艱難的前進腳步的因素有以下幾種：訴訟費用負擔不起，訴訟手續太過繁復，等待立案時間太長失去信心，等等。

　　“在手續方面，僅說公證一項，就把客戶及我們都折騰了個遍。”陶律師提起公證股民身份證一事，頗有不少感慨。

　　由于國家有關規定，公民身份證一律不許公證，然而銀川中院卻要求將身份證和其他資料一同送當地公證處公證，并且，凡股東卡上沒有身份證號碼的，必須到當地開具相關證明，證實股東卡上的當事人姓名與身份證上的姓名相符。

　　“2000年以前購買股票的90%股東卡上都沒有身份證號碼，比如126個立案人中，只有5個人的股東卡上有。當時的立案截止期是5月15日，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讓欲立案股民去公證并開具證明。”陶說。

　　據說，僅在北京，民政局就為了銀廣夏身份證公證一事專門發文，特批銀廣夏股民公證身份證。

　　“為了爭取到這個公證的權益，我們也沒少做工作，幾乎動員了各方可以動員的力量向上級反映情況。”陶律師說。

　　僅僅是一個公證的小細節，就可以看出這些訴訟者要走的路還有多少未知的阻礙。

　　“河南的一個客戶，姓姚。在當地好容易辦好了身份證公證，卻在開具股東卡的證券交易所被卡住了。由于他當時的入戶資料被該所電腦升級時丟失，該所推卸責任。死活不承認他在此地有過證券交易，自然也不肯開具證明。他來回了三次，幾乎都絕望了。在從北京回河南的車上，他給我發了條短信，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一直保留著。”陶雨生回憶說。

　　《法人》在陶律師的手機里看到這樣的短信：“放棄吧，沒想到那么復雜，那么艱難，世態那么炎涼。”

　　最后這名姚姓客戶甚至想到了私刻公章，最后在陶雨生的幫助下，這位客戶找到了該營業所深圳總部，幸好總部還有存檔，最后是深圳總部直接開出的證明，這事才算告一段落。

　　“看到這樣的短信，我也覺得心酸，現在千辛萬苦地走完基本程序，為的就是一個信念——討個說法，我們也在討說法。”陶雨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