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兜底”的“父愛”心態不死，國有銀行為國家信用“挖陷坑”的游戲就玩不停
記者 寧南
按照擬定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三步走”步驟，9月21日，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掛牌，建行股改進入了第二個戰略步驟——“引進內外資股東，實現股權多元化，并
完善內部法人治理結構”，國家電網、上海寶鋼、長江電力(資訊 行情 論壇)三家國資大企業以股東身份共同投資80億元，占有建行4.11%股權。
但英國《金融時報》認為，這三家國企的“戰略投資者”身份，在缺失境外資本和內地其他所有制企業投資的前提下，其象征意義遠遠大于市場意義。為了引進更符合國際規則的投資者，更多的熱鬧希望中國政府能做出承諾：一旦中國建設銀行在海外上市后壞賬激增，政府將出手相助。
這家國際報章指出，有如此希望的主要是投資者、建行官員及其上市顧問花旗銀行和摩根士丹利。這些原本屬于博弈對手的兩方談判者最后達成了相同的利益訴求：中國政府做出財政支持承諾絕對必要，這樣可以減輕基金經理人對建行上市的擔心。一位內情人士甚至表示：“中國政府必須站出來向投資者做出承諾，說明它不會坐視不管。”
據稱這其中的依據是，在中國的銀行系統中，計劃于明年海外上市融資50億至100億美元的建行將是第一家在國際上招股上市的銀行，為了保證一舉成功，“政府應該做出一個有約束力的承諾，即若建行的不良貸款水平超過了上限，政府將從建行回購不良貸款”。
這一要求國家信用為建行上市擔保的呼吁，在9月21日建行分立掛牌當天就遭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拒絕。他指出，為降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負擔，中國政府在過去10年中提供了巨大的財務支持，“中國央行不會再提供任何額外的金融援助，以幫助國有商業銀行減輕壞帳負擔”。這位國有四大銀行股改主要操作者認為，中國各銀行目前的息差收入已經足以有效彌補銀行的不良貸款損失。
事實上，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股改的每一個步驟都傾注了政策設計者的努力——企圖割斷政府與銀行間多年來形成的信用“臍帶”。但具有悲劇色彩的事實是，每一步改革措施生長的土壤仍然是政企難分的舊體制。
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許小年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的監管機構在具體運行中仍然是政府實現其社會經濟目標的工具，其中社會穩定自然是其首要任務。當所有最基本的監管任務都讓位于政府維護社會穩定的目標時，就會制造接連不斷的道德風險。
“出了壞賬沒有關系，央行買單，因此我們1998年2700億特別國債充實銀行資本金，2002年再剝離12000億元壞帳，2004年動用450億外匯。”許小年分析說，“只注資不問責，結果銀行的壞賬風險非但沒有控制，反而因為注資，道德風險越來越壞。”
這位前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指出，由于中國長期以來依靠國家信用擔保。造成中國的金融機構“不怕出事，就怕出事出得不大”——“出大事國家一定管，出小事國家未必管。窟窿越來越大，補的金額越來越多，買單的人級越來越高。剛開始是股東級買單，地方政府買單，地方政府買不了了，由央行買單。結果道德風險將金融風險放大成‘無底洞’。”這就是新疆德隆曾經參悟透的“too big to fail”(大到死不了)。
道德風險在中國經常被誤導為道德敗壞。實際上，它是由于社會中風險制度行為的扭曲所造成的風險——只要有國家信用“包打天下”的行為環境，任何一家金融企業都有追求國家信用無限擔保的理由。
按照許小年等一批人的思路，要打破這一宿命，就需要政府全面退出金融市場，國有金融機構實現股權多元化和民營化，使中國金融市場主要由預算硬約束下的民營機構組成，建立獨立的和以法治為基礎的金融監管，監管機構和央行對人大負責，提高監管過程的透明度，養成依法監管的制度。但許教授指引的這條民營化加透明監管的道路，是否真能治本不說，至少在眼下超出了央行和證監會的選擇能力。
目前，中國金融改革已將原該承擔金融債務的最后責任人由財政部改變成了中國人民銀行。其旗下的中國匯金公司拿著4000多億外匯繼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股改的“兜底”工作。令人擔憂的是，央行的政策目標是《人民銀行法》規定的維護幣值的穩定，而非救助金融機構。如果這一責任由資金成本為零、只能印票子的央行執行進未來的貨幣政策中，對中國金融改革乃至整個經濟改革來說，危害難以想象。
現在，無論如何，市場并沒有因為周小川的公開拒絕而放棄對國家信用擔保建行上市的想象。對此，花旗環球金融一位高級分析師提出了2003年中國人壽(行情 論壇)海外上市的案例，“中國人壽35億美元的首次公開上市，招股說明書中包含一項政府承諾，內容是如果該公司出現210億美元的保單虧損而無法融資彌補虧空，政府將施以援手。”她相信，“中國政府此番可能還得破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