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訪談】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建議合并“一行三會”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劉永剛|北京報道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003年實行的金融分業監管走過13個年頭之際，統一的大金融監管變革似已擺在案上。

　　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建議的說明中指出，近年來，我國金融業發展明顯加快，特別是綜合經營趨勢明顯。這對現行的分業監管體制帶來重大挑戰。

　　未來，大金融監管應該如何構建？“超級金融監管者”是否適合當下中國金融的生態環境？“因隨著我國金融改革和創新力度的不斷加大，分業監管體制面臨嚴峻的挑戰。”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建議，金融監管體制應從分業監管轉向統一監管。從全國層面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充分發揮由人民銀行[微博]牽頭，銀監會、證監會[微博]、保監會參加的金融監管協調部級聯席會議的作用。

　　“現行監管容易出現相互爭權或推諉扯皮的現象”

　　《中國經濟周刊》：您曾在2012年提出過完善金融監管體制的建議，為何此時再次呼吁？

　　尹中卿：這幾年我很少談金融問題，但我一直關注金融問題，積極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商業銀行法有關工作，擔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期貨法起草組組長，多次組織金融專題調研。記得2012年我在提出“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從分業監管向統一監管轉變”，“建議設立統一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者設立隸屬于國務院的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之后，當時還有人詢問有沒有官方背景。當然沒有，因為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完善金融監管”，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完善監管協調機制”。

　　遺憾的是，除了2013年8月建立由央行[微博]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之外，近3年來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幾乎沒有任何動靜。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表明改革并完善金融監管框架已經成為“十三五”時期的重要任務，所以時至今日，我還要再次呼吁創新中國金融監管框架的問題。

　　《中國經濟周刊》：在外界看來，您這次呼吁的時點非常及時，因為發生在今年的A股暴跌事件已經引起了中央對金融監管協調的高度重視。

　　尹中卿：近來頻繁顯露的局部風險特別是股市劇烈波動說明，現行監管框架存在著不適應我國金融業發展的體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們必須通過改革有效應對金融跨界融合趨勢，防范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

　　事實上，近年來，隨著金融改革和創新力度不斷加大，我國金融體系發生深刻變化，金融機構“跨行業”越來越多，金融產品“跨領域”越來越多，金融業務“跨市場”越來越多，互聯網金融“跨平臺”越來越多，地方金融“跨區域”越來越多，金融市場“跨國界”越來越多。這對現行分業監管體制帶來重大挑戰。

　　《中國經濟周刊》：能否詳細解釋所謂的“跨界現象”？

　　尹中卿：隨著金融業務相互滲透，金融機構綜合經營日益多元化。1979年成立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1983年創辦的中國光大集團逐步成為大型綜合經營金融機構。1987年重新組建的交通銀行成為全能銀行，經營本外幣銀行業務以及保險、證券、信托、投資、房地產等各種非銀行金融業務。

　　1998年，中國銀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從倫敦遷至香港，其屬下多家公司分別經營證券、資產管理、項目融資和銀團貸款等業務。2008年以來，民生銀行和招商銀行金融租賃相繼成立。在金融機構相互持股或交叉持股的過程中，許多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工商企業甚至互聯網企業紛紛以直接投資設立子公司、并購、業務重組等方式涉足證券、保險、信托、基金、資產管理、金融租賃等綜合金融業務，形成金融控股公司綜合經營模式。金融控股公司下屬機構相互持股導致法人結構復雜化，集團規模導致內部管理部門層次復雜化，集團業務涉及多種金融業務又使經營復雜化。即使是相對獨立型金融控股公司，業務也表現出復雜化、橫向化、抽象化等特點，控股公司資本安全、財務風險、內部關聯交易等風險監管難度大大增加。金融機構綜合經營削弱了分業監管的基礎，對現行監管框架提出了嚴峻挑戰。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現行金融監管體制有哪些弊端？

　　尹中卿：我國長期以來實行分業監管體制，“一行三會”及其派出機構之間職責不清、監管標準難以統一規范，相互之間的信息交流、資源共享、協調合作存在很多問題，既容易出現監管漏洞，也容易產生重復監管，更容易出現相互爭權，或是推諉扯皮的現象，監管成本高但效率不高，并且為監管套利留下空間。

　　“適當時候由國務院總理擔任部際聯席會議主席”

　　《中國經濟周刊》：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是什么？

　　尹中卿：為了應對金融跨界融合趨勢，迫切需要改革并完善現有的金融監管框架，從分業監管轉向統一監管。當然，從分業監管向統一監管轉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從全國來說，當務之急還是要充分發揮由人民銀行牽頭，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參加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的作用，在適當時候由國務院總理或主管金融的副總理擔任“部際聯席會議”主席，將成員單位擴大到發改委和財政部，進一步提高協調層次，明確各監管機構的職責，強化統籌監管。待條件成熟之后，可以考慮把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合并為統一的綜合監管機構，設立“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者隸屬于國務院的“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實現金融業的統一綜合監管。

　　同時，還要劃分中央與地方金融監管權力和職責，健全和完善地方金融監管框架。

　　按照現行體制，保監會設到省級，證監會設到省級或地市級，銀監會設到地市級(部分在縣設監管組)，人民銀行設到縣級，許多涉及地方金融的監管職責都交給地方政府承擔。目前，全國31個省級政府、20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政府、多數縣級政府都成立了金融協調機構，形成了以省級政府為領導、各級政府金融工作(服務)辦公室為主、有關部門參與的地方金融監管體系，有助于填補中央垂直金融監管體系的不足，化解地方金融風險，維護地方金融穩定。為了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要加強中央金融監管機構對地方金融監管的指導，同時提高地方政府監管能力，在源頭和終端確保跨地區無縫監管。

　　“要轉變金融監管重心，從合規監管轉向風險監管”

　　《中國經濟周刊》：目前我國金融監管的核心仍然是合規監管，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尹中卿：我國傳統上一直比較重視對金融機構的行政審批、現場稽查、合規性監管，重審批、輕管理，重傳統存貸業務、輕表外業務及其他創新業務，對日常的風險性金融監管尚未全面展開，對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監管嚴重缺乏。隨著金融市場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產品日益增加，金融市場的風險也隨之增大，需要創新監管方式，改進監管手段，采取現場稽查與非現場監管并重的現代監管方式，由合規性監管轉向過程控制和風險性監管。金融監管重心需要圍繞風險監管展開，逐步完善風險預警機制、風險評價機制、風險化解機制、風險隔離機制。

　　在實際監管中，監管機構要以非現場監管為重點，完善非現場監管網絡，改善非現場監測的方法和手段，全面準確了解各金融機構的風險狀況。要加快金融監管電子化建設，建立集中統一的監管信息庫和信息網絡，通過全覆蓋收集、核對、整理數據，進行風險分析監測、風險評價和判斷，適度披露金融信息。要選定和完善風險指標體系，對金融非現場監管數據進行深層次的多維分析，不斷提高風險預報能力和水平。要明確界定金融機構經營者、債權人、監管部門等各利益相關主體權責義務以及市場退出的具體標準、程序、債權債務清償原則，強化監管職能的評價制度和績效考核，嚴厲追究違法金融機構及其高級管理人員的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打擊金融犯罪，防范系統性地區性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