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包涵 鄭桂蘭 北京報道

　　“減稅”正在成為2012年全國兩會最熱的關鍵詞。

　　去年8月，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讓居民擁有更多的財產性收入。當前，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主要來自于房租、房產增值、利息以及股息與紅利收入等。“隨著強化上市公司分紅”成為證券監管部門關注的熱點，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提法激發了投資者關于“減免上市公司紅利稅負”的想象。今年兩會，包括前證監會副主席范福春和廣東證監局局長侯外林等眾多兩會代表和委員也紛紛提出為證券市場減稅的建議。

　　然而，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關于資本市場紅利稅的減免短期來說可能性很小，投資者靠減免股票紅利稅擴大財產性收入的愿望或落空。

　　資本市場減稅：基本沒戲

　　今年兩會伊始，范福春就開始炮轟股票紅利稅，指出很多上市公司不是不愿意分紅，而是只要一分紅，就要上繳20%的紅利稅，分紅這點錢都被稅務部門收走了，此外，企業是在繳了所得稅之后用凈利潤進行的分紅，但如果還對紅利收取所得稅，有重復征稅之嫌。而侯外林和全國人大代表吉林證監局局長楊曉嘉等也有對紅利稅進行減免的建議。

　　對此，原國稅總局副局長許善達表示：“我個人認為股息紅利所得稅是可以降低的。企業所得稅是 25%，稅后還剩75%，假設這75%都是要分配給個人股東的，那么按照20%的稅率征稅就是15%，這一企業利潤最終下來等于被征了40%，這個比例是可以降低的。”

　　那么對紅利稅的征收是否構成重復征稅呢？

　　“原則上這并不構成重復征稅，因為納稅主體不一樣，企業繳納的是企業所得稅，個人股東獲利后繳納的是個人所得稅，它不像營業稅這樣確實對同一主體造成了重復征稅。”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正因為納稅主體不一樣，如果鐵公雞不分紅，一定不是出于股票紅利稅的原因。

　　“雖然納稅主體不一樣，但稅源卻是同一個。”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主任朱青教授對記者表示，現在對紅利稅與企業所得稅是否構成重復征稅，爭議很大，國際上的做法也不一，有極個別國家是免稅的，但是在美國也有紅利稅。

　　朱青表示，在中國，因為涉及重復繳納企業所得稅的問題，股票紅利稅這一塊對企業股東是實行免征的，個人投資者的股息紅利所得是按20%征稅，但2005年財政部出臺鼓勵政策，個人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其實等于已經減免一半了，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問題。所以國家再出臺這部分的減稅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說沒戲。

　　國稅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靳東升也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國際上對股票紅利所得普遍認可的趨勢是減免，但我國資本市場這一塊，未來可期待的減稅空間還很小。”

　　減紅利稅救不了股市

　　侯外林認為，對個人和基金的股利征所得稅，卻減免企業股東的所得稅，這造成了稅負的不公平。同時將令個人投資者更熱衷于二級市場股票買賣差價的收益，以及炒作高送轉的行情，降低了上市公司分紅的效果，消磨了個人投資者長期投資的動力。

　　“這是一個收入立場問題。如果我們國家的收入僅僅靠資本所得，那可以把資本市場所有的稅都免了。可是勞動所得怎么辦？此外，如果只減免股票紅利這部分的所得稅收，其他金融證券收入的紅利稅要如何收取？”朱青表示。

　　對此，靳東升表示：“有的國家從資本市場的效率出發，選擇免除紅利稅。以前我們國家也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最近這兩年，公平被提到更高的位置。就稅論稅來說，它有其不盡合理的地方，當前的股票紅利稅征收，有其不盡完善的地方，但放到整個社會大環境來看，資本所得的獲取相比勞動所得要更高，也更容易一些。相比工資、薪金45%的最高所得稅率，勞務報酬所得800元以上征稅，資本所得20%的稅率不能算最高，所以減不減這部分稅，是一個宏觀選擇的問題。但我覺得未來減免的空間很小。”

　　劉尚希則認為：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問題，都不是靠減稅可以解決的。“現在減稅的根本還是在實體經濟，資本市場服務于實體經濟，如果先去減股市的稅，資本都從實體經濟跑到股市去，造成實體經濟不實，虛擬經濟又過虛，最終還是解決不了股市的問題。解決股市問題的根源是制度的變革，靠給資本市場減稅，救不了中國股市。”

　　朱青也認為，對于股市來說，稅收只能起到短期的提振作用，對其長期發展起不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