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錦秋

　　證監會新任主席郭樹清的第一把火，燒到了治理上市公司“重融資，輕回報”的痼疾上。為全力推動提升上市公司分紅水平，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完善分紅政策及其決策機制，并先從首發股票開始，在公司招股說明書中細化回報規則。這是深得人心之舉。不過，細看內容，筆者認為，分紅新政的強制性和約束性還比較弱。分紅新政尚需進一步完善和細化，以增強其針對性、強制性和約束性。

　　比如在11月10日和11日公布的綠城水務、千禧之星、鞍山重型礦山、蘇州通潤、新華人壽等公司的招股書申報稿中，按新規將股利分配政策在“重大事項提示”中作了量化約束與明細承諾。其中，千禧之星等四公司承諾以現金分配的利潤不少于當年實現的可分配利潤的10%，蘇州通潤承諾的分紅比例為25%，由此看來，證監會并沒有規定強制分紅比例，而是更突出提升公司分紅事項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

　　上面按新政披露信息的四家新公司，分紅比例僅為10%，這個比例總體來說還比較低，只比不分紅稍有進步。如果有的公司比如高速成長期公司，分紅比例更低甚至一段時間內不分紅，可能也沒有違反新規；當然，按新規它必須給投資者一個預期，讓那些偏愛紅利的投資者另覓他途。從這個角度說，證監會的分紅新政，并非真正意義的“強制”分紅。

　　是否該強制分紅，當前市場各方也還有爭論。有人認為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不怎么分紅，滬深A股市場不宜強制分紅。筆者認為，就算納斯達克不少上市公司很少分紅，但它是在另外一個層面上的不分紅。經過多年發展，美國股市監管制度的不斷修正、公司治理的不斷完善，以及公司發展成果為股民所共享的機制，是當下的A股市場無法比擬的。可以說，兩個市場所處層面、市場機制和土壤完全不一樣，沒有多少可比性。

　　而且，納斯達克只是美國股市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總體上看，現金分紅才是整個美國股市制度的常態。20世紀70年代，美國上市公司的現金紅利占公司凈利潤的30%至40%，80年代提高到40%至50%，此后支付紅利比例也高達40%至60%。

　　基于目前A股上市公司治理機制的不完善，中小股東很難有什么決策權、參與權。它不像大股東，可以通過不公允的關聯交易、或者通過天價薪酬獲得變相分紅，中小股東收回股票投資的唯一手段就是通過公司所發放的紅利。如果中小股東總分不到紅利，反而時不時“被再融資”，那樣的市場，無論如何是無法獲得健康、穩健發展的。所以，當前積極營造A股市場回報股東的分紅文化，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是不可逾越的歷史發展階段。

　　筆者因此建議，在目前證監會推出的分紅新政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完善；不妨根據上市公司不同發展階段，制定不同的分紅政策，以增強其針對性、強制性和約束性。

　　比如，可以要求對滬深兩市主板公司將不少于當年盈利的40%現金回報給投資者。主板企業基本進入成熟期，回報也應該進入穩定期。

　　再如，可以要求中小板和創業板公司將不少于當年盈利的10%或20%以現金回報給投資者。在現實中，創業板與中小板基本沒有多大區別，這兩個板塊的企業大多處于成長期，一般來說，企業資金需求較主板公司強烈，可適當降低強制性的現金紅利回報比例。但由于畢竟不是初創期，應還有一定回報能力。

　　還有，可以考慮將公司再融資與紅利回報緊密掛鉤。目前公司再融資的一個條件是，“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于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百分之三十”，也即每年將10%左右的利潤分紅即可；而如果公司沒有利潤，也就沒有紅利，可以說這個再融資門檻太低。如此低的再融資門檻，可能有違資源優化配置原則，也使得市場積弊難有改觀。為此，不妨規定：上市公司在紅利回報沒有達到上次募資額之前，沒有資格再融資。

　　就監管機構而言，鼓勵上市公司增加現金分紅的積極性，紅利稅的改革也是繞不過去的問題。據報，證監會正在系統梳理和研究分紅稅收的政策。面對日益強烈的取消紅利稅呼聲，我們期待著新紅利政策盡早出臺。

　　(作者系資深經濟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