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環球企業家特約記者 史進峰 鄭智 王芳艷

　　時代走向，由無數社會與物質因素作用而成。關鍵人物猶如催化劑，在早已準備好的空缺“角色”席上激活了一盤大棋。

　　2002年，蟄伏多年的金融精英，開始邁向空缺“角色席”的第一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周小川、劉明康、尚福林、吳定富……他們成為中國金融系統的掌舵者。而在那一年，波瀾壯闊的中國金融業改革大幕正在拉開。

　　2011年10月29日，年屆65歲劉明康和吳定富榮退，現年60歲的尚福林和54歲項俊波分別接任銀監會主席和保監會主席，而現年55歲的郭樹清則接任尚福林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三會”主席同時大換防，在中國當代金融史尚屬首次。尚福林和吳定富任職時間均為9年，而劉明康自銀監會2003年設立起任職至今，時間為8年。一個“長周期”任職的結束，恰逢中國金融改革的時代，穩定的金融監管人事保證了一個巨大變革的連續性，也為他們施展抱負締造一個全新的金融體系創造了時間和空間。

　　“正所謂是時勢造就了英雄”，一位資深銀行家評價道。

　　如今，三位監管部門的掌舵人或轉任或退去，而另一個金融改革的設計者—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即將任期結束，意味著一個波瀾壯闊的金融變革時代即將遠去，而金融改革更為深層的變革或者說是更為精細化改革的未盡之業，正等待他們，不過如今所面對的復雜壁壘和巨大攻堅可能不少于當年。

　　“盜火者”

　　“2003年3月21日，中央任命我為銀監會第一責任人，當時中國銀行業正處所謂‘技術上已經破產’的尷尬境地。那時那景，我的確如臨如履，深感責任重大。”10月29日，即將榮休的劉明康感慨萬千。

　　劉明康低調上任，其時正值“非典”肆虐。擺在劉明康面前的歷史使命要沉重很多—截至2002年底，中國商業銀行及農村信用機構不良貸款余額高達3 萬億元，不良貸款比例在1/3左右，商業銀行平均資本充足率為負值。

　　劉明康是典型的技術型官員，此前任中國銀行董事長，期間成功領導中銀香港重組上市。不過，推動劉由資深銀行家角色到銀行監管者這一角色轉變的契機，是2002年12月份召開的第二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是次會議提出要對國有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創造條件上市，并明確要成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劉明康立下了“軍令狀”，提出要使中國銀行業在3到5年內扭轉困境，并制定了“抓兩頭，帶中間”的銀行業改革思路，當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劉與部下言及中國銀行業改革路線圖時，稱未來將值得計入史冊，其理想主義情懷溢于言表。

　　此后八年，尤其是金融危機后三年，劉明康一系列頗具超前意識的監管框架和理念實施于沉疴在身的中國銀行業時，所引發的觀念沖突和現實博弈不可謂不激烈，乃至于此后有人欲以中國銀行業的“普羅米修斯”贈予劉時，劉不得不婉拒之。

　　“盜火者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上述資深銀行家意味深長地說道。

　　不過，歷史確如劉明康所預言的，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從2003年開啟的一系列國家注資、不良資產剝離、股份制改造、引進戰略投資者，相繼成功實現境內外上市。

　　這一段波瀾壯闊金融變革史，創造者與參與者眾多，而郭樹清和項俊波則是其中獨當一面的大將。

　　郭樹清所領導的建設銀行，是首吃螃蟹者。2005年10月，郭樹清率領建行成功登陸港股，成為四大國有銀行中首家上市的銀行，隨后中行、工行在2006年陸續登陸A股和H股。四年后，項俊波執掌農行實現“A+H”上市，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上市成功收官。

　　素以“學者型”官員聞名的郭樹清，本身便是國有銀行改革方案的設計者和參與者之一，也是匯金注資的直接主導者之一。當初成立匯金注資建行、中行時，郭時任央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同時兼任匯金首任董事長。

　　2005年年初，建行前任董事長張恩照深陷腐敗丑聞，與花旗集團正處于引資談判關鍵點的建行，遭遇雙重打擊，郭樹清臨危受命。

　　“當時，最缺的是信心，董事長用重典，一舉撤換了山西、湖南兩省省分行一把手，也理順了總行與分行的關系。”建行北方分行一位負責人仍然記得當年的一些情景。

　　而在與花旗集團戰投談判過程中，郭樹清的強硬態度，至今讓建行人記憶尤深。郭樹清后來也坦言，之所以放棄花旗，轉而選擇美國銀行，是由于“花旗出價實在太低”；而在隨后，“賤賣論”風起，國有銀行引入境外投資者引發巨大爭議。郭樹清在2006年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是說，“(國有銀行改革)外國人只是一個配角，但是這個配角很重要，就像一部戲，沒有配角也不行。”

　　與郭樹清的學者氣質相比，項俊波的履歷平添了傳奇色彩。項俊波出身行伍，寫過詩，做過編劇，也干過審計。媒體以“文武全才”的美譽冠以項，若以其過去在審計署和中央銀行的一系列履歷察之，似乎并不為過。

　　2010年7月，全球金融危機余波未了，項俊波帶領農行力挽狂瀾，逆市IPO，十分果敢。而項俊波一手將農行看似軟肋的“三農”概念，具象化為縣域城鎮化、金融新動力的中國故事，令全球投資界側目。

　　劉明康、郭樹清與項俊波如善航者，乘風破浪，帶領國有商業銀行駛入前所未有鼎盛時期。而從2003年開啟中國金融改革恰提供了極佳的歷史舞臺。

　　2006年，郭樹清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坦言，自己從未想到會轉到商業銀行，“很偶然就來了；從貴州到外匯管理局也是偶然的，但是也有必然性。過去我在宏觀部門工作，綜合經濟情況都比較熟悉，但是搞微觀經營和管理完全沒有經驗。”

　　中國的金融改革后于國企改革，當1998年開始國有企業改革在2003年告一段落，啟動中國金融系統改革已成必然。不過按照中國改革設計方式，中國金融改革自然地遵循了漸進式改革的思路。

　　傳統的中央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變，中國金融改革面臨兩大任務，第一，建成獨立于財政的金融體系，將金融從財政中獨立出來；第二，對金融機構進行商業化改造，建立現代銀行制度的金融機構。

　　周小川、郭樹清、項俊波、姜建清和肖鋼等人推動國有商業銀行成功完成了轉身。

　　未竟之業

　　2003開啟的國有銀行改革的同時，尚福林從農行調任證監會已經一年時間。但一年時間，他對于積弊已久的中國資本市場制度變革一直隱忍不發，以至于許多人批評他無為而治，回避矛盾。

　　中國股市存量巨大的非流通股，始終是懸在中國證券市場頭頂的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其中非流通股所涉及的巨大數量、復雜歷史因素以及利益博弈，任何一種方案都會遭遇來自不同利益群體的反彈，股改是個燙手的山芋。

　　尚福林又用了整整一年時間，放手讓業界討論，聽取各方意見。2004年，《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國九條”)出臺，兩年的積聚，尚福林這一年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股權分置改革新聞發布會上承諾，“開弓沒有回頭箭。”

　　以時間換空間，兩年時間發酵醞釀之后，尚福林用“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的利益分置”，取代了“國有股減持”，化解改革阻力，并在2006年成功完成非流通股問題。

　　不過，脫胎于非市場經濟的資本市場，非流通股問題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環，而其后所面臨的制度重建和變革一直伴隨著尚福林的任期。其后，尚福林推動證監會改革股票發行機制，推出股指期貨等做空機制，以及推出中小板、創業板完善資本市場多層次設置，雖進展巨大然而囿于多種利益交錯和博弈，根本性制度變革仍未徹底，世人亦多褒貶不一，更為繼任者郭樹清留下了巨大空間和挑戰。

　　而八年時間，中國股市也經歷了大幅度的動蕩，股指亦完成輪回，從起點回到起點。

　　這似乎是改革者的宿命，進入新世紀，改革大氣候由熱轉冷，每一步改革，所遭遇的多方利益博弈和阻力更比上世紀要多，而金融體系日漸龐雜也令改革更為復雜，牽涉局面更多，加之利益固化，遠超周小川、郭樹清等人撰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整體設計》時的設計和大考慮。

　　尚福林、郭樹清和項俊波如何破局，新人事任免更被賦予深意。

　　銀行業深度改革首當其中。

　　銀行業改革核心在于如何厘定與政府部門關系，脫離財政體系成為市場主體，并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2003年開始的銀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一直圍繞這一主線，銀行改革看起來都在朝一個改革者設計方向邁進。

　　但2008年金融危機和隨后政府祭出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改變了中國銀行業的競爭生態。“四萬億”泥沙俱下，地方政府巨大的投資沖動再次被激發，政府平臺貸款和房地產業貸款將中國銀行業拉入“信貸財政化”的歷史危險邊緣。

　　經濟學家沈明高曾表示，銀行商業化改革至今，銀行與政府關系的分合正好走了一個輪回。銀行改革的初衷，是要解決“政企不分”，切斷地方政府對銀行貸款決定的干預。然而，銀行發現，政府干預其實是把“雙刃劍”，銀行在擺脫政府干預的同時，卻也失去了政府的隱性保護。于是進入2009年，“銀政合作”回潮，其具體表現就是各地政府雨后春筍般崛起的地方融資平臺。

　　在一位股份制銀行高層看來，過去三年，劉明康留給下任最大的難題莫過于過去幾年銀行體系急速膨脹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一旦經濟出現向下，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敞口必然會被暴露。”

　　作為銀監會主席的劉明康，早在2009年一季度時便意識到此間所存在的風險，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銀監會針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曠日持久的風險排查、貸款整改行動，是貫穿劉最后三年銀行監管的主線之一。

　　然而，強勢監管所遭遇的多方阻力和壓力，也讓監管者進退兩難，劉明康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坦言，地方和企業負責人動輒追求翻一番的沖動，有時候令人不寒而栗。

　　進入2010年，銀監會借金融危機之后全球銀行業重定監管框架之時，提出審慎全面的監管規則，諸如提出計提“逆周期超額撥備”等新資本監管框架，也遭到了商業銀行的一片反對之聲。

　　“銀行阻力很大，銀行有銀行的難處。”上述銀行高管向記者坦言，“接下來的改革，遭遇的阻力難度一定不會小。

　　而對于繼任者尚福林，劉明康似乎暗含許多期待，在10月29日對銀監會系統職工告別時說：“(尚)福林同志是人民銀行的老領導了，我們曾經在一個班子里工作過。他是很優秀的。我希望大家要像支持我那樣地支持他，主動匯報工作，更加努力地把各項工作做好。”

　　就在卸任前1天，也是最后的一次公開露面，劉與145家城商行的董事長和行長會面。“劉明康希望和城商行的同志道個別。”當日，劉明康講完，向臺下的被監管對象鞠躬，臺下掌聲響起。劉明康似有好多話還想說，但他欲言又止，最后只說了句：“希望大家都過得越來越好，過得比我好。”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劉三年竭慮，擄力為之，甚至有時候苛責，但銀行業剛剛重生，尚未經歷經濟周期考驗，劉明康所慮不難理解。

　　除了銀行業改革未竟之路，過去三年間，有關銀行監管、資本市場監管的種種批評之聲亦不絕于耳。批評者論據之一就是監管行政化色彩回潮。比如，2009-2010年信貸投放高潮中，針對銀行信貸投放銀監會所采取的額度控制策略，以及多方實施的窗口指導政策，被商業銀行抱怨為管得太多、太細；再比如，證監會所推動建立的企業上市過會審批制，也招來了“非市場化”的爭議。

　　這有待繼任者精心把控和平衡，政府監管與市場的界限，似乎一個永恒的話題。

　　改革之路

　　改革需要勇氣，更需要清晰可見路線圖。2012年即將召開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金融界諸多重大問題也許會一一謀定。

　　對于時隔9年后重返銀行體系的尚福林而言，借用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的話說，領導層決定其出任銀監會主席是做了多方考量。

　　“尚福林本身就是做銀行的，有豐富的信貸管理、風險管控，同時，資本市場本身就是和銀行業相通的。”楊再平如是道。

　　而對于建行系統第三位履任證監會主席的郭樹清，外界評論多認為，郭過去在外管局系統的工作經歷，將有望助推進展不前的國際版建設。

　　今年5月份，郭樹清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資本市場的國際化，包括外國機構、企業在中國發債、發股完全可以加快步伐。

　　“過去我們擔心，我們資金不足，引入外資之后，擔心其從資本市場抽水，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資金剩余，而且都壓在央行外匯儲備上，這個問題非常嚴重，現在也是一個很好機會加快金融改革、金融市場的發展。”

　　“開放”是郭的標簽，是次采訪上，郭樹清表示，像香港、上海這樣的城市提出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現在已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使用國、進口國，但我們的期貨市場小得可憐，全球占比僅僅10%左右，過去有人認為這是不是與人民幣不可兌換有關系，但關系不大。在中國開放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市場完全有可能。這需要我們做好基礎工作，進一步加快開放步伐。”

　　對于初試保險業的項俊波而言，一位保險業資深人士告訴記者，項之前在審計署呆過，對“治亂”又一定的認識，所以，他的監管風格可能會 “更鐵腕”。

　　另外，接棒者們面臨的挑戰除了前任留下的改革遺留問題，不斷涌現的新問題正在沖擊“一行三會” 現有的分業監管框架。

　　1997年11月，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確立了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大框架，然而在過去十年中，混業經營已漸成大勢。

　　中國金融改革問題清單中，金融業分業還是混業，目前已經變成一個重大問題被提到日程上來了。

　　在此前各部委已著手調研的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十五項議題當中，加強對金融機構綜合經營和“大而不能倒”金融機構的監管位列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