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少鵬

　　8月25日，我在《中國股市走勢脆弱緣于定價權缺失》(2011年8月25日《證券日報》)一文中提出“股市定價權”問題后，有不少讀者和業內專家就此展開討論。有讀者提出，中國不僅在股市方面缺失定價權，在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方面，甚至在人民幣價格即利率、匯率方面也缺失定價權。

　　我認為，這種認識是有道理的。在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下，在大宗商品日益金融化的今天，我國的金融中介機構、各類投資者乃至整個金融市場的國際參與能力還偏弱；同時，發達金融市場擁有話語強勢，其對中國金融市場問題的解讀易簡單化、概念化，提出的治理意見也與現實有較大距離。這就自然導致如下的輿論現象：一部分人動輒拿成熟市場的標準(如股市市盈率等)來衡量中國市場，主張“數據接軌”；一部分人主張完全的私有化，認為只要讓私有力量完全釋放出來，市場自然就會成熟。如此，“規范發展金融證券市場”的命題就被簡化為了“照搬照抄”，甚至“推倒重來”。

　　在此，我要特別說一說人民幣匯率問題。其實，匯率政策也已被國際經濟的現實所綁架。目前，更多的人生硬地把中國貿易盈余當作人民幣升值的依據，但是，我國貿易盈余的主要部分來自加工貿易，包括大量外商投資企業的加工貿易。而傳統的匯率形成理論，是建立在一般貿易盈余基礎上的，并不能反映中國加工貿易占主導的經濟現實。結果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承擔發達國家和地區轉移加工地的大部分成本，滿足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消費需要，但加工貿易對中國生產的拉動程度十分微小。換言之，人民幣的實力并未因加工貿易的擴大而顯著增強。如果剔除加工貿易部分，中國的一般貿易盈余遠不足以支持人民幣目前的升值速度和幅度。與此相關的是，如果人民幣匯率形成不能自主，國內貨幣政策也很難真正自主。

　　我們談股市的定價權、話語權，離不開這樣一個大的背景。那么，既然定價權受到來自前后左右的多重掣肘，是不是中國股市就不能有所作為了呢？當然不是。恰恰相反，中國股市可以運用好自身優勢，找出自己的劣勢，有針對性地開展一些工作。股票市場的優勢在于，其投資標的是透明的——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治理結構都是相對公開的；其交易規則是透明的——買賣雙方都依據公開信息做出決策，一旦交易異常即可追查。如果我國股市的各項規則清晰，執法有力，形成公信力較高的價格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要下大力氣做的第一項工作，還是市場基礎性建設。其一，完善新股發行制度，擴大詢價機構范圍，嚴格詢價程序，使新股價格更加符合市場意愿。其二，盡快減少直至消除發行上市、再融資和并購重組審核的行政色彩，將融資和上市主體的行為交由市場約束，交由執法力量監督。其三，依法打擊內幕交易、價格操縱等擾亂市場公平秩序的行為。其四，盡快落實上市公司直接退市制度。這項制度對于實現市場真實估值極為重要，不可再拖延下去。

　　第二項工作，是進一步理順中央證券監管機構的職責范圍，理順交易所定位和職責范圍。在當前階段，行政性管理完全退出尚不可能，但把上市、增發、并購重組等的審核工作交給專業的、市場化的職責部門(如交易所)，并非沒有可能。中央證券監管機構應盡快向“執法為主”轉變，而不是更多地“管理市場準入”。

　　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應以依法吸引企業上市，依法淘汰劣質上市公司為主要競爭手段。依法監督上市公司公平披露信息，提高信息披露水平，是交易所十分重要的職責。目前，投資者欲了解上市公司真實情況，并不十分容易。結合中國實際情況，交易所可以增加對上市公司實地核查的職責，可以與中介機構分工合作。尤為重要的是，要避免兩個交易所為爭奪上市資源惡性競爭的情況；也要遏制交易所搞形象工程，不顧實際地“開發市場”。

　　第三項工作，是加強證券市場文化建設。要適度投入資金，組織好智力資源，就中國特色資本市場理論專門立項研究。還要加強公眾資本文化的培育。目前，既有的理論體系并不能完全滿足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現實需要，特別需要就新情況、新特點、新問題展開研究，提出對策，進而服務于長遠發展。

　　(本文同時在人民網首頁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