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倪壁東/文 這是一群金融精英，這是一群高智商的犯罪分子，他們掌握著巨大的權力，他們用這權力進行尋租，55歲的部級高官王益，47歲政商學三棲人肖時慶，44歲的資本大鱷魏東。在那一年，成為他們命運的轉折點——魏東自殺，王益、肖時慶分別被判處死緩，若果這是一種宿命，肖時慶亦不能幸免。

　　2009年4月29日，時任銀河證券總裁、曾任證監會高官的肖時慶也被調查；當年5月13日，王益在證監會時期的秘書、國金證券董事長雷波被調查。

　　而在2011年，一切有了新的進展：河南省高級法院終審判處肖時慶死緩，罪狀是肖受賄約1546萬元，內幕交易獲利約1億元，罪名是受賄和內幕交易兩宗罪名；而王益被認定受賄約1190萬元，也在2010年4月底判為死緩。

　　而無論是魏東、王益、肖時慶、劉剛、雷波等人，他們在資本市場結成了的巨大而看不見的灰色聯盟，如何產生、存在、發展、壯大、乃至為什么會破滅，成為當前中國現實生活的一個切口和案例，也許從中可以解讀出暗權力在潛規則之下如何實行道德逆淘汰，而在這種道德逆淘汰中生存下來的人們，在中國走向文明和現代化的大歷史背景下，如何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悲劇的宿命。

　　肖時慶一審判決書有這么一句話，“肖時慶作為證券監督管理人員不僅不行監管職能反而實施內幕交易犯罪……”。肖時慶半生的個人履歷則成為這一句話的詳細注釋。早年，肖時慶在財政部下屬的中央財政管理干部學院擔任教師，后被調入證監會，并先后在上市監管部、發行部、發行監管部等部門工作；2001年，擔任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2004年，先后擔任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股改辦副主任、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正局級)；2007年1月，任中國銀河金融控股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委員，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紀委書記、總裁、法人代表。

　　從這些經歷看，肖時慶在政、商、學三界流動，不過像他這樣經歷的并不是個別現象。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

　　有媒體在2009年統計發現，至少有28名基金公司高級主管曾在證監會任職，而在基金公司與證券公司任職的有42人。證監會與證券公司，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人才游走其中，成為一種并不少見的現象。

　　有媒體認為，這樣多棲人士，在各方游刃有余，特別是監管機構與被監管機構游走，會形成自己的利益鏈。例如王益的親屬、肖時慶等人，作為監管者親自為擬上市公司上市、為上市公司增發游說、開綠燈；而另一方面，作為市場人士，在資本時代重組、增發、老鼠倉等方面，他們借助手中的關系和權力獲得巨額收益。

　　當前，中國作為開放社會，人才在各階層、各領域的流動成為一種無法避免的現象。很難想象，如果把人才流動限定、甚至固定下來，那么后果會如何？這既是人才為實現自我價值的選擇自由權利，也是社會有效率實現人才價值的必然手段，而且這種流動從最好的方面講，可以實現社會整合、知識創新的一個有效途徑。從中國最近多個領域各方面的人事變動看，人才的流動、交叉、互換、借調，已經體現出主導者這樣的觀念和戰略意圖。

　　但是我們不得不考慮最壞的方面，從肖時慶案，可以看出肖時慶、王益、魏東、劉剛、雷波等人在資本市場結成了的巨大而看不見的灰色聯盟，這樣聯盟，是一種暗權力流淌于潛規則，在貧瘠的道德土壤上產生的自然是不正常的果實。那么在其他領域呢？會不會也會這樣的不良后果？如何預防這樣的后果？如果出現這樣的后果又如何能夠被發現，進行糾正呢？確實，缺乏有效的防火墻，成為一個繞不過的大問題。

　　除了缺乏切實的防火墻之外，道德土壤貧瘠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有媒體對于肖時慶案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很難想象這樣一群沒有價值觀的人的主導下，中國的資本市場能夠擁有正確的價值觀，能夠在內幕交易之外發展起社會各方共贏的財富生成之道，能夠站在普通投資者的立場上、站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高處，通盤考慮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

　　道德，這樣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總會屢屢出現在那些刺痛神經的新聞背后的討論之中，但是造成道德貧乏的現象背后又是什么呢？

　　以肖時慶案為例，肖時慶、王益、魏東、劉剛、雷波等人之所以會成為這個灰色聯盟的重要成員，也許源于某種原因，也許只是一種巧合，但是如果他們之中某個人不以共同行賄、 索賄等方式加入其中，無論是出于謹慎怕事、法律意識、道德觀念，或者只是不通人情、不諳世故，那么這個人就會被排除在灰色聯盟的核心利益圈之外，而這個過程中，這個灰色聯盟的實際上就在進行一種道德的逆淘汰，表現出來的結果很明顯，那就是要道德、請離開。這就是暗權力在潛規則之下實行的道德逆淘汰。

　　而這些人的命運選擇的可能性也似乎已經確定下來了，要么灰色聯盟由產生、發展到壯大，進而繼續存在下去，要么在中國走向文明和現代化的歷史大浪潮的沖擊下，不可避免走向一種悲劇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