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到2010年，中國證券市場走過了第二十個年頭。如今它正如一個青年人，朝氣蓬勃、風華正茂，偶爾會犯些小錯誤，從中吸取教訓，然后更加健康和壯大。

   他還是一個非正常成長的年輕人，從一出生就被賦予了太多的希望和呵護，被寄予了太厚重的責任。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有一些長輩，目睹了他們的出生和成長、時時給予鞭策和激勵、處處送出關懷和溫情。

    在二十年之際，他們對這個青年人有什么話要說？哪一些成長的故事令他們記憶深刻？他們如何憧憬和規劃他的未來？

   新浪財經陸續推出“二十年記憶”約稿，由親歷證券市場二十周年的代表人物來為您講述他們的“二十年記憶”。

　　方泉 融資中國總編輯

　　轉軌經濟國家發展資本市場。行政干預比較多，因為過去搞計劃經濟，后來就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行政干預——周小川2002.6.18

　　政策市是個大而話之的概念，有時是政策措施，有時是政策態度，早些年還有政策宣誓——如1994年7月31日證監會與國務院有關部門“共商”幾條“穩定和發展”市場的措施，上海股市遂從325 點一鼓作氣躥到1052 點。為什么叫“宣誓”呢？因為僅僅是“商討”，說說而已，真實現那三條(成立基金、給券商融資、成立中外合作基金管理公司)是5年以后才開始的。

　　較特殊的例子是個人權位影響：1992年11月某日上海股市恐慌性下跌，時任交易所總經理的尉文淵站在交易大廳里，嘟嚷一句：“沒什么嘛？”股市幾分鐘內便漲回來100點；1995年初，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的劉鴻濡教授到上海視察工作，說了幾句股市要大發展的話，低迷日久的上海股市遂翻紅上漲200多點。

　　不能怪老百姓太敏感，太大驚小怪了，因為這幾茬人都是沐浴著政策的陽光雨露成長起來的，基因里早習慣了看官家臉色謹慎行事。“說你行不行也行，說不行行也不行”，結果自然是“不服不行”。況且根本上講，這場子也是政府開的，咱得隨政府的發展政策發展自己。

　　反過來講，政府“規范發展”的大政方針是愈加堅定的。什么樣的政策都指向這個目標，而什么樣的政策都有一個最善意的出發點：“保護投資者利益”，有時更強調“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于是官面兒上不說，私下里各方早耳熟能詳了這么個詞：“政策市”。

　　是非評判不絕于耳

　　對“政策市”是非的評判一直不絕于耳。百花齊放的今天，你只管去說，但怎么說都顯得與自身利益相關。進了這場子的人骨子里都是趨利的。政策促動股市大發展時，大伙兒樂呵呵地稱贊“黨的政策好”；反之則怨聲載道。

　　但也有在場子外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比如2001年10月23日證監會叫停國有股減持，讓灰頭土臉的人們緩緩勁兒，便有新銳“海歸”指責政策干預市場。但往前看，2001年6 月財政部力推國有股減持，而股市急跌時，他們卻說這是“規范市場的舉措”。是因為站著說話的人與這場子沒有利益關系嗎？

　　要說證券這行當最開明、最大鳴大放并不為過。總有那么多經濟學家一陣陣地獻計獻策，指手劃腳，又總有那么多的言論明指或暗指市場背后的政策，指向“政策市”。有語重心長的，有聲色俱厲的；有鞭辟入理的，有不明就里的……有些言論還讓人模糊了經濟學家的定義，讓人想起雷鋒、想起白求恩，還有聶元梓。但這么多掌握話語權的人都說到“政策市”，一億多沉默的大多數就感到了一種安慰：承認“政策市”存在，這本身便是對中國股市歷史和現狀的承認。

　　我們這個股市究竟多大程度上算“政策市”？我們究竟在何種程度上能減少“政策市”的色彩？“政策市”在現在和未來究竟該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評判“政策市”的是是非非并不是本文的側重，筆者力求在中性的語義上闡述“政策市”，從方法論的層面開宗明義：政策是綱。

　　因為中國股市的發展歷程，有一條明晰的“政策主導線”；因為中國特色的“政策市”實實在在地，也是合情合理地存在了20 年。

　　我們不但要承認中國股市的歷史，而且要以足夠的感情和理智尊重中國股市的歷史。惟有這樣，各自標榜的善意初衷和理想目標的一致才有可能在過程中接近共識。

　　自上而下嫁接

　　先得說，咱這股市不是也不可能是如西方那般所謂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過程中自然產生的，咱這股市是自上而下嫁接到轉軌中的經濟體制上來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思想下哆哆嗦嗦、吵吵嚷嚷中“試”出來的，并且是在不同時期“政策需要”下主導著“試”成功的。

　　美國的股市比我們規范許多倍，可它是建立在什么樣的體制基礎上的？20世紀80年代末，我們的經濟體制還叫“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也是在那以后四五年的事情。

　　一直有論調說中國股市“早產”的，我還可以幫忙補充一條“論據”：1986年在長江三峽國家體改委召開的一個相關會議上，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賓先生就明確建議中國20年內別搞股票市場，可以先搞20 年股份經濟，理由是中國不具備搞股票市場的市場經濟基礎。但請教一下“雷鋒”、“白求恩”們，全世界有哪一個建在社會主義國家背景上的股市獲得了我們這樣的成功？

　　其實最早設計并參與創建咱這股市的正是一幫子老“海歸”，包括目前還活躍在業內的高西慶、王波明、劉二飛、李青原、王巍……這伙兒“海歸”哪個不是熟諳美國股市？如果那時能多費些心力把美國的股市移植過來，還用后來許小年們大談“推倒重來”嗎？

　　老“海歸”們十幾年前回國鼓動搞股市時，早就有意無意地甚至奉迎著“政策需要”，大堆實證研究的工作需專家們去做，這兒只提個有趣的“佐證”：查1989年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當時叫“北京證券交易所聯合設計辦公室”)向上報告要搞股市的文件，居然還有這么－條說詞：搞股市可減緩通貨膨脹。

　　我想大伙兒該對1988 年“搶購風”時錢“發毛”的情形和政府的焦慮記憶猶新吧？說好在北京搞交易所，沒想1989年發生了那場風波，那年景還搞啥股市呀？！但且慢，正是在那樣的異乎尋常的社會背景下，正是在最需要向國內外證明中國改革開放大業不可逆轉的“政策需要”下，中央1990年復批準了包括建立金融中心(證券市場不可或缺)內容在內的上海浦東開發報告。于是1990年底正式建立了兩個交易所。其標志性作用遠遠大于實際功用，其政治意義遠遠大于經濟意義。因為接下一年多的時間內只有那么十幾只小企業的股票，并且市場很不活躍。

　　高西慶那會兒就是明白人，那會兒他對朱镕基說，股市建起來，很快就會像從北京到上海的馬路上鋪滿百元大鈔，這大鈔每時每刻的流動，都會帶來更多的大鈔，為經濟建設服務。但這流動和分化組合中會混進多少個“銀廣夏”，造就多少個呂梁？他可能也想到了，但沒說。

　　試對了就得調控

　　桿子是豎起來了，卻只像個景點。1991年秋天起，深圳股市炒作熱，引起上邊關注，也引起一些專家學者的爭議。一說要快點發展起來，讓它切實發揮出籌資作用；一說這東西姓資，滋生投機倒把之徒，應該關掉。爭議的火藥味不比2001年的股市大辯論淡，卻政治色彩濃烈。看來只做做樣子沒讓大家嘗到實際甜頭的東西面臨著生存危機。

　　1992年2月鄧公南巡，一錘定音：“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從此，股市成了“試點”。同年下半年，股份制和證券市場被國家體改委正式列為改革的“試點”。

　　在“試點政策”下，搞股市的豪杰們甩開了膀子，得風氣之先的是上海的尉文淵，他主持的上海股市迅速擴張，一年間，忽啦啦推出30家上市公司。“只有先搞大，才不會死”——這是幾年后他跟筆者說的。而那時的股市更直接地受局部政策的影響，如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放開漲停板限制，5天內股指從520點升至1420點。再如1992年8月中旬，上海方面有意讓上市公司法人股上市，股指急跌400多點。

　　1992年8月上海股市的暴跌，特別是同期深圳股市的“8·10”騷亂，第一次讓上頭感到了擔憂，這東西控制不好，是要出亂子的。于是同年9月成立了集中統一管理股市的機構——中國證監會。

　　“試點政策”下，中國證券市場正式進入了規范發展階段。那以后，“調控”一詞被引用到股市，“政策市”的說法逐漸擴散。劉鴻儒教授1995年離任后私下講，股市漲高了，來自上邊的壓力大，怕股市跌下來出亂子；股市跌多了，來自下邊的壓力大，老百姓怨聲載道；股市總是不漲不跌溫吞吞的，壓力則來自各個方面，說你搞這股市有什么用？證監會主席的苦衷是否也隱含與“政策市”的某種關系呢？

　　1993年仲夏開始，宏觀經濟的治理整頓，緊縮銀根、打擊亂集資、抑制房地產熱。“緊縮政策”下，股市第一輪的急劇擴張漸漸結束，股指隨之滑入下降通道。

　　1994年、1995年股市鬧出兩次突兀而短線的“政策行情”：一次是1994年7月底，上海股市跌到300 多點時，證監會與有關部門開會“共商”三條“穩定和發展股票市場的措施”，上海股市一周升幅達l04%；一次是1995年5月18 日，政府宣布暫停國債期貨市場，沉郁數月的股市次日迸發了漲幅30%的所謂“井噴行情”。這樣的“政策行情”所以短暫，是因為大的政策背景沒有變，大的政策背景并不支持股市反轉。

　　降溫與救市來回較勁

　　進入1996年，宏觀經濟背景發生質的變化，緊縮的大政策開始松動，“軟著陸”成功，“軟起飛”的呼聲便越來越高。終于，5月1日，央行第一次降息，這是再明確不過的利好政策了。接下來又降兩次，股市一發不可收拾地漲起來。上海股市從4月30日的681點漲到12月11日的1258點，深成指從4月30日的1523 點漲到12月12日的4521點。

　　支撐如此上漲的政策因素還有一點是：當時兩個交易所背后的兩地政府出于競爭考慮暗中以“政策支撐”， 典型的做法是讓地方銀行放錢給證券公司做股票。——在第一代證券猛人闞治東去年版的《榮辱二十年》里有翔實的證據。

　　到1996年第四季度，股市漸如脫韁野馬，漲得讓上頭愈發擔憂了，于是從10月開始管理層接連發布十幾個降溫股市的消息，所謂“十二道金牌”。但瘋狂中野馬不予理會，“大牛市賺大錢”的激情攪動著千萬人的光榮與夢想。上頭急眼了，便拿出了最具中國特色的一招：12月16日調動所有重要媒體同時發布《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的股票市場》。證監會還宣布兩年的股票發行額度為150億元。評論員措辭嚴厲，口氣強硬，抨擊“大牛市賺大錢”、怒斥股票“雞犬升天”，指責“過度投機”……三天內大盤急跌25 %！如果沒有漲跌停板限制，跌幅不堪設想。透過評論員的語言，讓人感到上頭是真覺得股市失控了，上頭是真對失控產生恐懼了。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逝世，舉國悲哀。2月20日股市一開盤便幾乎全線跌停，恐慌氣氛仿佛“天要塌下來”似的。但僅持續幾分鐘，滬深兩市的龍頭股長虹發展便被迅速堆聚的巨額買單托起。大盤轉危為安，強勁反彈。至收盤，深市微跌，滬市飄紅——這是一只看得見的手在施展魔力，它的魔力告訴人們：要對新一代領導班子帶領我們繼續改革開放大業堅定信心。

　　暴跌的股市被戲劇性地托起，這本身便是對廣大投資人的“政策教育”，大多數虧損10 %出局的中小投資人有理由懷疑“政府不托市”口號的真實性。不托市不等于不救市，什么叫救市？怎樣救市？又是說不清的。

　　也正是因為這次變盤被多數人理解為是“政府托市”——是否錯覺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伙兒很快從評論員文章的壓制中走出來，不讓咱炒垃圾股，咱猛炒績優股罷。

　　大盤又不斷上躥，終于又躥得讓上頭不安了：5月中旬上海股市沖過1500

　　點時，上頭又來兩條重大利空：一是嚴正重申銀行資金不得違規進人股市，二是嚴令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和上市公司退出股市投資。同時對違規給申銀萬國公司貸款炒股票的工行上海分行行長沈若雷予以撤職處分，對違規炒股票的申銀萬國公司總裁闞治東予以撤職處分。這時，主力機構的老總們似突然明白：犯不著為公家賺錢丟掉公家給的烏紗帽；市場似也突然明白：敢情上頭對暴跌擔憂，對瘋漲更擔憂。大盤階梯下落，牛市結束。

　　為國企脫困服務

　　但上頭在這輪瘋漲中也鬧明自了一點：民眾這么高漲的投資熱情何不好好啟動以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靠幾條利空政策把漲勢唬住畢竟是對誰都不利的。于是1997 年年中開始，國有企業改制上市的規模迅速擴大。同年9月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公有制有多種實現形式”，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的一種。這為國企上市掃除了意識形態上的障礙。這一政策明確了證券市場的合法地位和重要作用。

　　證券市場的“試點”階段宣告結束，這當然是讓人揚眉吐氣的政策，但過急過狠地用這市場，又使其負重不堪。一方面是堵住任何公家的錢進入股市，另一方面又大肆塞進國有企業，甚至采用“搭配上市”的手段把一些國企的不良資產弄到股市上來進行消化。一味強調籌資功能，把優化資源配置功能拋到腦后，使股市成為“扶貧”的場所。明確的政策是新華社評論員文章的話“我們辦的是社會主義的股票市場”， 其中心任務便是“眾多的國有企業利用股票市場籌集建設資金，轉換經營機制，增強經濟實力”。

　　股市的發展算是找著北了，但在操作上卻扯著它往南墻上撞，結果是近一年半的低迷市道。進入1999年，隨著邯鄲鋼鐵等一些國企大盤股幾次跌破發行價，國企到股市“圈錢”脫困的功效日漸減弱。這匹病弱的老馬快被重負壓垮了。而且一批早先上市的國企問題越來越嚴重，業績越來越差，造完股民的錢瀕臨完蛋，如紅光實業。這對投資者信心打擊極大，投資者或者離市，或者套在里面怨氣沖天。而股市背后的宏觀經濟形勢令人關注，通貨緊縮，內需不振，國企困頓——三年脫困的目標面臨挑戰；而大洋彼岸美國經濟持續多年的高增長，證券市場作用斐然。

　　解鈴還需系鈴人

　　1999年5月8日，北約導彈炸毀我駐南聯盟大使館，股市加速下跌，恐慌氣氛彌漫。5 月19日股市強勁上揚，并且一發不可收拾，一輪持續兩年多的大牛市波瀾壯闊地展開。何以至此？

　　政策，政策是股市的生命線！

　　“5·19”行情爆發前，兩條消息在業內擴散：一是國務院領導召集多名經濟學家座談經濟形勢，主流的聲音是，股市不漲起來，國企脫困工作推進不下去；股市漲起來，對啟動內需作用極大。再一條是證監會召集大券商獻計獻策，結論是不放錢進來股市沒戲。正式的政策態度是1999年6月15日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洋洋萬言不過是講了三個意思：第一是從5月19日1058點漲到6月15日的1477點，不過是“恢復性上漲”；第二是經過幾年的治理整頓，特別是《證券法》的頒行，股市具備了長期穩定發展的草礎；第三便是市場各方要加倍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結論是“讓我們堅定信心，把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證券市場帶入21世紀”。

　　號角吹響，再不沖鋒就等著淪落為窮人了。想想兩年半之前，1996年12月16日發表《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時，上海股市是1110點，那時叫“瘋漲”，必須“正確認識”。現在漲到1477 點才是“恢復性”的，而且企業還是那些，上市公司的平均利潤并沒有提高，“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所不同的是看星星、看月亮的人感覺和要求不一樣了。

　　不但勁吹號角，還真金自銀地送來利好：加快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給資信好的券商融資，允許三類企業入市，讓公家的機構和公家的錢進來和老百姓一起同甘(當然兩年后是“共苦”)——分享經濟發展股市發展的成果。本來嘛，解決公家的企業問題，解決國家的內需問題，就不應該是老百姓一方的事。

　　比照1997年牛市結束時的三條政策原因，解鈴的真還是系鈴人：《人民日報》又發意圖相反的評論員文章；讓三類企業入市，讓銀行給券商放錢；連正在加緊清理的券商挪用保證金的工作也給出充裕的時間。對作假惡果并不亞于后來銀廣夏的瓊民源，處理起來也是放馬，促成其搖身變成極具“科技感召力”的中關村——讓人覺得，買股票吧，哪怕是買了最“壞蛋”的瓊民源，也有可能變幻成中關村，虧不了錢！

　　于是，違別兩年的大牛市又熱火朝天地烘托出來。上海股市從1999年5月19日的1058點漲到2001年6月14日的2245點，深圳股市從1999年5月19日的2531點漲到2 001年4 月17日的5091點。在這兩年里，添油加酷的利好政策此伏彼起，甚至連全國科技大會的召開也被市場理解為促動科技股上漲的利好。

　　國有股減持是長久的痛

　　而結束這輪大牛市盡管有諸多原因，有諸多政策面轉向的先兆性措施提早出現，但牛熊轉折的時間點恰恰又是因為一項重大利空政策的宣布——2001年6月12日國務院發文將開始國有股減持的工作。盡管有財政部長項懷誠堅稱此政策對股市是“利好”，有證監會主席周小川認為此政策對二級市場“影響有限”，但大盤還是從此步入下降通道，至7月底幾家率先減持的公司開始實施時股市急跌，10 月19日，上海股市跌到1550點。恐慌加劇，風聲鶴唳。隨著股市低迷的持續，證券業全行業的危機凸現，股市的籌資功能銳減。

　　減持國有股政策的背后，實質上是這市場急國家之需而發揮的“啟動內需”和幫助“國企脫困”的階段性功效完成了，而國家又迫不及待地將另一項重大使命——解決社保資金缺口之需賦予股市，但這股市本身積郁的痼疾已很嚴重，沒有足夠時間的休養生息是不可能大踏步前行了。

　　2002年6月23日，國家收回成命，宣布不再通過二級市場減持國有股，市場為之雀躍地漲回9%。但卻沒有人敢相信是又一輪牛市的展開……盡管這股市本質上仍然是資金推動型的，但投資主導力量的能量和活力已今非昔比，上市公司數量放大質量下降矛盾益發突出。投資者幾經滄桑普遍信心淪喪……這一切又似在表明，在與市場之手較量中，固然政策之手屢屢獲勝，但市場之手亦愈來愈強，而政策效應面對愈加壯大的市場開始顯得力不從心，而且市場化畢竟是證券市場的發展方向。

　　畢竟國有股流通“潘多拉的盒子”松動了，它們理論上兩倍于現有流通股股本當然會被想象成吞噬現金的巨大“魔鬼”——但它們不可能永遠不流通，永遠不流通既是股市永遠的傷口，永遠是刺著股市的“痛”。

　　于是，周小川調來銳意改革的李青原，李青原組織了面向全體投資者的“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征集”活動。讓這項關諸億萬人切身利益的政策億萬人參與討論制定——而這重大政策一日不水落石出，股市便一日不可走牛。

　　其間，2002年12月周小川調離證監會。由此，這項千呼萬喚水到渠成的改革人為地拖了下來。后來，據劉紀鵬，韓志國等接近周小川的專家講，周小川已決定由啟動法人股流通“試點”開始，啟動這項改革。但報到國務院，國務院領導批示，馬上開黨的“十六大”了，之后再議。但“十六大”之后，周小川調任央行行長，新接任證監會主席的尚福林當然需要充分的時間“調查研究”呀。

　　“國九條”與股權分置改革

　　市場化，規范化，國際化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大勢，是洪流般必須順應的必由之路。股市陷入長期低迷，于民于國弊害叢生。扭轉頹勢必須有對資本市場的更高層面的認識。我們的決策者終于提升了認識——

　　2004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步發展的若干意見》，被稱為“國九條”。“國九條”開宗明義地提出：“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是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對實現本世紀頭二十年國民經濟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具有戰略意義。”這是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重新定位資本市場的作用和功能，超越了過去十幾年短期實用的認識。國家戰略至高無上，納入國家戰略的資本市場“穩步發展”當然必須力排眾異地踢開“股權分置”的絆腳石。

　　2005年4月30日啟動的股權分置改革，以非流通股股東平均十送三給流通股股東的對價原則展開。流通股股東吃上了30%的新“餡餅”，非流通股則以三年時間獲得流通權——而多數國企尤其關諸國民經濟命脈產業的大國企即便手里的股份可以全流通了，也不會失去絕對控制權……牛市開始，加之改革開放二十幾年，GDP平均每年10%的增長——即經濟基本面連續二十幾年“漲停板”，越來越多國企進入了的股市當然也要恢復“晴雨表”的功能。大牛市持續到2007年11月，滬綜指創出6124點歷史高位。

　　是否有意而為不知曉，這輪由股權分置改革開啟的大牛市，客觀上挽救了陷入“死胡同”的中國銀行業，國有大銀行相繼改制上市……股權分置改革換來了中國銀行業的浴火重生，事實上亦實用地解決了國家迫在眉睫的一個難題。

　　政策市退居宏觀調控層面

　　盡管供求關系的閥門還牢牢地掌控在證監會手里，但2007年11月股市由牛轉熊開始至今，中國資本市場的趨勢性改變不再是直接的政策逆轉使然——至少不是直接指向資本市場的政策在起作用。而是應對經濟周期的逆向操作和調控間接地作用到股市。一方面因為股權分置改革啟動后，股市越來越自然地與宏觀經濟發生了符合經濟規律的正相關關系，另方面WTO后中國經濟日益融入了全球化的“環球同此涼熱”的大趨勢。所以金融海嘯虐肆，波及中國時，無論四萬億的投資計劃，還是十大產業振興或區域經濟振興規劃，逆周期操作也是迫不得已之舉。

　　這些措施通過作用宏觀經濟間接作用到股市。當然由于轉軌經濟的制度缺陷，這些宏觀政策伴生了信貸資金流入股市，股市的資金推動力大于基本面推動力的扭曲現象。GDP、CPI、PPI、M2等一系列專有術語為普通股民耳熟能詳，甚至每月12日公布宏觀數據前后，市場都有明顯反映，甚至美聯儲的政策態度也引起中國股市的波動…………這當然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巨大進步，是市場化、規范化、國際化的巨大進步。

　　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特色的“政策市”就此終結呢？

　　當然不是。小到深圳交易所對所謂“異動”股票賬戶的“口頭警示”，大到那些獲取流通權的國有股哪些要賣，賣多少，何時賣都是不同層面的影響個股乃至整體趨勢的“政策”或“行政”變量——這些當然都是人為“手”而非市場的“無形之手”。

　　“講政治，做大勢”，還是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們投資人必須牢記的。

　　筆者勾勒出中國股市的這條“政策主導線”，絲毫沒有也無意對其進行是非褒貶，不過是在強調，這是中國股市20年的歷史。

　　存在清晰的“政策主導線”實際上有兩個原因：其一，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建設證券市場只能以實踐理性原則為指導，即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在發展中規范；其二，對證券市場功能的認識和利用只能在反復中總結和推行，即證券市場最大程度地滿足最現實的需要是發展它的第一推動。

　　理解了如上兩點，我們自會理解為什么在股市走勢的重大轉折時點都能找到政策的強力作用。但“政策效用”只有在與市場內在規律結合時才能長遠地發揮出來。筆者有足夠的理性尊重這種歷史，更因為這種歷史仍在招展未來，從而堅信——在公有股權徹底流通乃至可流通卻不流通之前，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稱謂中“管理”兩字未取消之前，這條“政策主導線”仍會延續。

　　由此，我們強調只對其進行價值判斷，即從方法論的角度，把“政策主導線”當成一種觀察、判斷中國股市進而做出投資決策的多有裨益的方法。這便是“政策主導線”的價值所在，也是我們得出“政策是綱”的全部理由。

　　政策是綱，綱舉目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