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日前聯合印發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對公安機關經濟犯罪偵查部門管轄的86種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做出了規定。核心的內容之一就是對股票內幕交易50萬元以上將被刑事立案追訴。隨后，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姚剛表示，證監會將建立健全行政處罰與司法合作打擊證券期貨犯罪的有效模式，加大對“內幕交易”、“老鼠倉”和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等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辦力度。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更加注重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的背景下，通過立法禁止內幕交易已經成了全球性的趨勢。回顧歷史，自從中國證券市場建立，由于監管的持續缺位以及追究機制的缺失，內幕交易濫觴于市，證券市場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者甚眾，加大對內幕交易的監管和處罰力度已經成為當前的一項緊迫課題。此次監管層密集關注內幕交易的治理，并強調要行政處罰與司法打擊密切合作，已經切中要害，新氣象呼之欲出。然而，我們認為強調對投資者的保護，在內幕交易的民事責任上存在的欠缺更需要進一步完善。

　　中國關于內幕交易的立法雛形源自于1990年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證券公司管理暫行辦法》。1993年，國務院頒布了《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對內幕交易及其法律責任做出了初步規定。1997年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納入了證券欺詐條款，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規定證券內幕交易行為為刑矢罪行為，并規定了刑事責任。

　　但是中國法律在內幕交易的民事責任上的確定上卻總是“善意的忽略”，對于內幕交易的民事賠償問題，在理論和實務上都沒有提出可行的操作方案，使得中國事實上沒有建立內幕交易的民事賠償制度。

　　由于中國的證券立法沒有建立明確的內幕交易民事賠償制度，對內幕交易的懲罰力度已經大打折扣，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更是無從談起，即使證券市場頻頻曝出內幕交易的丑聞，始作俑者也多被繩之以法，但其中蒙受巨大損失的投資者卻從未得到相應補償，民怨甚大。而建立懲處內幕交易民事賠償制度的積極意義在于，可以對內幕交易受害者予以充分的補償，相應也會積極激勵投資者運用該制度合法索取自己的利益，成為對內幕交易監督的另一重要手段，從而改變中小投資者總是被他人魚肉的尷尬處境。

　　目前，在中國證券市場已經走過20年之際，監管層對內幕交易應該承擔的民事責任應不應再“刻意回避，持續擱置”，完善證券法中民事責任的訴訟制度，參照國際經驗建立集體訴訟制度都已刻不容緩。在有法可依的情勢下，進而必須強調執法的力度。查實內幕交易成立是投資者要求民事賠償的前提條件，長期以來，查處內幕交易的困難在于取證不易，雖然《證券法》已經賦予了中國證監會廣泛的調查取證權，但權利的行使在實踐中卻處處碰壁，其他政府部門往往以缺乏相關法律法規支持予以推諉，不了了之的案件不在少數。未來，應對中國證券監管的法律做適當修改，中國證監會應該具備更大的稽查、執法的權利，與公安機關的配合也應更加緊密，而不是目前的各自分隔的狀態。

　　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背景中，尊重公法、漠視私權一直有所“傳承”，反映在證券市場的法律中就是重視行政、刑獅律責任的規定，忽略對證券交易人私權侵害的救濟。而今，在各類莊家利用內幕交易操縱市場已經“半公開化”之際，加大對內幕交易的懲處將奠定中國證券市場長期“善治”的基石，而對投資者的民事賠償制度逐步完善，才真正是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的春天。

　　本期編譯人員：鞏喆、韓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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