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官建益

　　節后的股市還算爭氣，雖然按農歷算的牛年還有一個月，但股市已經有了幾分牛氣，除了周邊股市的大漲以外，更重要的是國內振興經濟的政策在不斷形成和出臺中，經濟如果有了希望，那作為國民經濟晴雨表的股市自然也有了提前反應的理由。

　　經濟學家也沒有閑著，節前的“十教授”救市計劃剛被市場褒貶炒作了個透，節日期間坊間又傳出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用社保基金接盤大小非的政策建議。客觀地說，無論是“十教授”還是李稻葵教授，拯救股市的拳拳之心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偏偏一些媒體總是拿這些教授的利益傾向說事，實在是有點跑題，筆者以為無論他們是否利益人，他們都有建言的權利，就像出租車罷運一樣，參與者如果不是出租司機，那倒是別有用心了。

　　個人認為，對于大小非的問題，目前社會各界的認識并不深入。多數人認為造成股市下跌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的衰退，這或許是一種誤區。如果說衰退，美國及歐洲國家的衰退最嚴重，在中國出臺4萬億政府投資計劃以后，中國的經濟增長，連最悲觀的西方經濟學家都認為不會低于7%，而A股在2008年的跌幅則高達60%以上，遠遠高于經濟危機策源地的美國，以及與美國經濟相關度更高的西方國家，如果要反映經濟的下滑，A股這樣巨大的跌幅早已提前反映了中國經濟減速造成的影響。

　　造成A股如此大跌的最大禍首，實際上來自于A股內部的大小非問題。有人總是強調大小非持有者一旦有機會，就會大量出逃，原因是獲利豐厚，但是這些大小非形成的時間不少長達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換位思考一下，假如你在1998年甚至1988年在北京的二環路內買一小四合院，到現在會翻多少倍？恐怕10倍、百倍都不止。如果這樣比較還算合理的話，那你就不會去猜測大小非的賣出行為了，平均市盈率低于15倍、經濟增長平均兩位數的市場里的股票為什么非要賣呢？

　　但是大小非出逃的事實是真實的，原因又在哪里？根本在于我們的政策可能發生變化，原來準備按時間規定可以出讓的大小非可能受到政策的限制，暫緩出售，這就要了大小非的命，因為股票的很大一部分價值在于其流通性；國家既然在股改之初制定了大小非流通的時間表，就應該嚴格執行。要防止由此造成的股市崩盤，有關部門就應該早有應對之策。

　　股市跌到現在，投資價值已經凸顯，大小非在得到確保流通的前提下，并不會輕易出走，關鍵是保證小部分有變現要求的大小非出走時有接盤，不要一只股票出個一兩百萬股大小非的股票就來個跌停。如何解決這樣的難題，這讓筆者想起1998年中國香港的贏富基金，在索羅斯發動的做空攻勢下，特區政府大膽啟用政府財政組成贏富基金，接下大筆恐慌性賣盤，事后特區財政實際上是大賺了一筆。

　　現在國家啟用平準基金接盤大小非，就能起到這樣的作用。有關部門總說對經濟前景充滿信心，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應該做出政府性垂范。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中國的國家財政已經有了比較豐厚的積累，拿出5000億來反哺為國家建設作出重要貢獻的資本市場是很正常的事情。為安全起見，筆者建議平準基金主要接盤優質大盤股，不接盤虧損的股票(政策性虧損的股票除外)，這樣一來占權重最大的優質股票就有了很好的保障，因資金需求想拋出的大小非盡可自由走人，而垃圾股因為無人接招，只能是砸在自己手里，這樣的安排實際上還起到資源優化配置的作用。

　　筆者不太贊成用社保基金接盤大小非，雖然這樣也可以表達政府的信心，但是社保基金說到底是老百姓自己的錢，動用這樣的錢應該是全民公決的事情，不如政府財政拿錢投資更合理。

　　既然我們的中投可以出海，為什么不能國家出資對自己的股市大筆投資呢？我們的政府應該有自己的自信，有了這份自信，市場的信心就被徹底穩住了。只有政府的大手才能挽狂瀾于既倒。

　　還有一個大小限的問題，就是在股改后上市的股票中，大量的國有股和法人股按限定時間可以上市流通的問題，甚至有統計表明這些股票的數量將更多，在未來IPO正常發行后的數量就更大。這是一個鬼故事，當大量的股票已經跌破發行價30%甚至更多時，還有多少人要拋出，他們拋出后又去買什么股票？舉例想想，如果中石油發行價降低到10元，大小非真的會在10元以下拋出嗎？

　　是到了巨人出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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