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階段與華爾街不同。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應該審慎推進金融創新，強化風險控制機制，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全球金融危機下的中國資本市場發展

　　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 祁斌

　　次貸危機“海面下的三座冰山”

　　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只是“海面上的浮冰”，是華爾街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根源，源自隱藏于水底的三座“冰山”，其最早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90年代。

　　第一，美國投資銀行的經營模式在過去十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度投機和過高的杠桿率使得投行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傳統上以賺取傭金收入為主、對資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資銀行，在高利潤的誘惑和激烈競爭的壓力下，大量從事次貸市場和復雜產品的投資，投行悄然變成了追逐高風險的對沖基金。例如，高盛公司在近年內，直接股權投資和其他投資所獲占到其總收入的80%左右。出于競爭壓力，其他投資銀行也在做類似的轉型。在對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中，投行賺取了大量利潤，例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兩家投行在過去十幾年中每年的平均凈資產回報率高達20%左右，遠遠高出商業銀行12%～13%的回報率。但同時，這些投行也拆借了大量資金，“錢不夠就借”，杠桿比率一再提高，從而積累了巨大的風險。雷曼兄弟宣布進入破產保護時，其負債高達6130億美元，負債權益比是6130∶260，美林被收購前負債權益比率也超過20倍。

　　過高的杠桿比率，使得投行的經營風險不斷上升，而投資銀行在激進參與的同時，卻沒有對風險進行足夠的控制。一方面，由于杠桿率較高，一旦投資出現問題會使其虧損程度遠遠超出資本金；另一方面，高杠桿使得這些投資銀行對流動性要求較高，在市場較為寬松時，尚可通過貨幣市場融資來填補交易的資金缺口，而一旦自身財務狀況惡化，評級公司降低其評級使融資成本上升，便可能造成投資銀行無法通過融資維持流動性，貝爾斯登便是因此遭擠兌而倒下。

　　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一家對沖基金倒下，就掀起了金融市場的軒然大波，而現在這么多投資銀行實際上在變相從事對沖基金的業務卻缺乏相應的風險控制措施，潛在的風險可想而知。

　　第二，美國金融市場過度自由化的發展模式走到了極端，衍生品過度泛濫，監管長期缺位，直至出現系統性的崩潰。摩根斯坦利亞洲區前主席曾表示，在全球所有金融市場中，東京和紐約的金融市場可能是兩個極端。東京市場是全世界最沒有創新的證券市場，而紐約市場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市場。兩個市場迥然不同的原因非常小，那就是，在兩個市場上對證券的定義有所不同。在東京市場，證券被定義成為“Stock or Bond”——股票或債券。如果一個金融產品不是股票或者債券，上市之前政府的審批可能長達兩年。而紐約是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Anything Under the Sun”——太陽底下的任何東西，只要你能想到，上午一包裝，下午就能賣出去。所以各種金融衍生品和證券化產品在美國非常多，金融機構不停地創造出各種各樣眼花繚亂的復雜產品，通過柜臺交易(OTC)，不需要論證，也沒有監管，只要有對手方買，能夠成交就行，當然這些對手方大都也是金融機構。這種模式使得金融產品極大地豐富，但有時候容易走過頭了，使得資產證券化產品等金融衍生品過度泛濫。一旦系統性風險出現的時候，危機就來得很快。

　　第三，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信用體系越來越“廉價”，不僅透支了未來，也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這從申辦信用卡可見一斑。90年代初期，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大概半年后才能拿到第一張信用卡。但到90年代末期，一個剛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一周之內就會收到幾張信用卡，甚至在機場飛機剛落地就有信用卡公司主動給他辦理。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人透支未來的消費習慣愈演愈盛，而透支的利息高達17%左右，信用卡公司為了追逐這個高額利潤，就瘋狂地到處尋找下一個客戶，甚至主動給毫無信用記錄的人郵寄信用卡。同時，17%的利潤，也使得信用卡公司能夠承擔較大比例的壞賬，所以大量信用卡公司也疏于控制信用卡使用環節中的各種風險，出現了問題就輕松地將其作為壞賬撇掉。但如果某一天這17%的高利潤不能延續，風險就來了。

　　很大程度上，次貸的發生就和“廉價”的信用相關。格林斯潘就任美聯儲主席時期，美聯儲不斷降低利息，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推高房價。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火爆，使得美國眾多銀行對于房地產市場的預期過于樂觀，貸款條件不斷放松，以至于沒有任何信用記錄或信用記錄很差的居民也可以申請貸款。這些低質量的貸款隨后通過美國發達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不斷包裝被銷往全球，然而，復雜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漫長的銷售鏈條，導致投資者看不到貸款質量的高低，與此同時，風險可以得到分散但卻不可能消除，等到美國進入加息周期，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這些風險就像埋藏的定時炸彈一樣被引爆了。

　　此次金融危機的主要教訓

　　華爾街的發展歷史中，大大小小的危機出現過上百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融市場的發展歷史就是一部不斷發生危機、不斷進行修正的過程，只是這次危機是最新的一次，并且在很多人看來，其涉及面之廣和影響之大，是史無前例的。我們應該深刻分析華爾街危機的成因和教訓，給正在發展中的中國資本市場提供有益的借鑒。

　　首先，是要對美國投資銀行運作模式的缺陷深入分析。近年來，投資銀行紛紛開始由傳統上以服務為主、靠賺取傭金的業務模式轉向以資金交易為主的經營模式，大量涉足衍生品交易、對沖基金這些風險較高的領域，變相成為對沖基金，而在這一過程中風險控制又沒有及時跟上，導致其紛紛陷入困境。

　　華爾街金融機構過度強調短期回報的激勵機制也是危機產生的誘因之一，金融機構高管的薪酬和激勵機制沒有與機構的風險管理、長期業績相掛鉤，形成了較高的“道德風險”，促成管理層短期行為傾向較重，為迎合追求利潤的需要，投資銀行不斷設計復雜的產品以至于其自身都難以對這些產品的風險加以判斷，也就難以進行風險控制了。

　　此外，此次危機暴露出投資銀行資本金不足的問題和運營模式的缺陷。未來，全能銀行是否會成為投行業務的唯一“宿主”？獨立的投行還會不會有存在的空間？如果有，如何修正現有的投行的經營模式，是否需要對投資銀行的資本金設定更加嚴格的要求？是否應該考慮將高風險的投資業務剝離成為獨立子公司？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申請成為銀行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意味著投資銀行業務的結束，可能更多的是投行業務管理模式的轉型，以及對過去一段時期激進風格的修正。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可以互相借鑒對方的管理模式。但與此同時，并入或轉為商業銀行的投資銀行如何切實做到有效監控風險？與商業銀行的文化沖突如何協調？這些問題仍然需要我們深入研究。

　　第二，美國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貨幣政策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市場曾出現過數次較大的危機，美聯儲多次采取注資、降息等方式，這在當時可能是不得已的選擇，但是這也許是對未來的一種過度透支，暫時把問題掩蓋下去，最后問題暴露的時候，變得不可收拾。當然，眾所周知，這其中的平衡是很難把握的。

　　第三，如何對金融創新實施有效監管值得我們反思。此次危機表明，在證券化產品風險充分暴露前就進行大規模推廣存在一定問題，也不符合審慎監管的原則。全球化和金融混業也加大了監管的難度。如何強化監管部門對創新產品的主觀判斷和裁量的權利，同時又能保證這種裁量的科學性及防范可能的道德風險？如何建立一個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金融市場的有效金融監管體系？這些都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

　　第四，國際金融市場聯系日趨緊密，如何防范或有效阻斷金融風險的傳遞需要深入研究。此次危機表明，在國際金融市場日趨一體化的情況下，金融風險在各個不同的子市場及全球市場的傳播更為迅速、更為廣泛，如何對大規模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有較為有效的預警措施？如何有效阻斷金融風險的傳遞？如何建立起不同國家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機制？這些都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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