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培科

　　近期，有人根據國內的發電量和出口等數據，測算出第四季度中國的GDP增長大約是7%，并預計未來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實際上，在出口萎縮、企業大量倒閉、農民工群體性返鄉等現實景象下，就連普通百姓都感受到了經濟不景氣的“寒流”。

　　好在中央政府早已意識到這一趨勢，在一個多月前就開始調整了宏觀調控政策，將2008年年初的“緊貨幣”調整為“適度寬松”，將“穩健的財政政策”調整為“積極”，并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定調2009年要“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并提出了“保8”(2009年經濟增長目標仍然定為8%)的目標。接著，國務院在“金融30條”中明確提出了2009年M2(廣義貨幣)的投放量。

　　除了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在一個多月前中國政府推出了4萬億元刺激經濟的方案和十條擴大內需的措施，欲提振人們對未來中國經濟的信心。對于這“4萬億元”，很多人都解讀為是刺激實體經濟的神話，并說成是“曲線”拯救股市、樓市的神來之筆。但在我國現行的體制下，政府審批式的投資和政府主導下投資項目效率究竟有多高，還很難預料。尤其是在目前大家對未來經濟普遍預期不好的情形下，投資與實際收益，經濟預期與實際就業等都會出現錯位。

　　其實凱恩斯早在1930年代就曾解釋過：當經濟處于繁榮時期，繁榮的幻覺往往會使得資本、資產生產過多，比如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只能產生2%收益的投資，但人們往往預期6%，于是人們根據這個“錯誤”的預期進行投資和評價。一旦幻覺破滅，這種預期又被一種相反的“悲觀錯誤”所取代，本來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可以獲得2%收益的投資，悲觀情緒使得人們預期不僅賺不了錢，而且還會賠本。其結果必然是先出現消費傾向“緊縮”、投資崩潰，繼而又出現失業等一系列問題。而在這個經濟現象及邏輯的背后，筆者認為如果不從我國經濟的核心矛盾入手，而是繼續拿美國的“金融危機”來掩蓋中國經濟自身的問題，繼續讓國內的“影子金融危機”大行其道，在人們開始出現整體性的“悲觀錯誤”時先開始謹慎消費和投資，結果會使得宏觀經濟“三駕馬車”中的兩項會出現更大的“缺口”，因為除了正常的回落因素外，還得加上“繁榮幻覺”和“悲觀錯誤”導致的缺口，而這兩者恰恰又是最難以量化和難以把握的，經常被人們忽略。

　　顯然，對“4萬億元”不能太過樂觀，筆者認為這“4萬億元”或許只能起到對沖人們在信心不足時對經濟“悲觀錯誤”的缺口，若再減去財政政策中的“腐敗系數”，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其次，如何化解“出口大幅下滑”的影響，將是決定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

　　按照以往的投資基數和投資慣性來分析，未來兩年“新增”投資最多7000億元-8000億元，如果假設其他經濟變量不發生變化，或許這7000億元-8000億元的“新增”投資可以給中國GDP未來兩年每年貢獻不到2%，仍無法抵消消費和進出口下滑的影響。

　　再其次，由于地方政府財政過度依靠土地出讓所得，導致其與房地產業利益關系過于緊密，目前國內的很多地方政府都有穩住房價、繼續高價賣地的沖動，如果他們獲得了中央政府的資金，很有可能會圍繞“房地產”繼續做文章，也很有可能會通過對基礎公共設施的大量投入來抬高地價和房價。這不但會擠壓其他領域的投資，也會給未來的中國經濟埋下隱患。

　　最后，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可以刺激投資的積極性，但也會抑制和延緩“調結構”的目標。由于低利率政策會讓市場平均收益率的預期發生變化，一些低質量、低效益的投資會進一步擴大，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也有可能會死灰復燃。

　　歷史數據表明，貨幣供應與經濟增長之間未必一定就是正相關關系。雖然經濟增長離不開M2的推動，但較高的M2并非一定就意味著較高的GDP。

　　不難看出，2009年的中國宏觀經濟基本面并不樂觀。在這樣的“基本面”下，貿然反周期炒作，對股市過度樂觀則很有可能要用時間來換空間。目前中國股市雖然已經暴跌了73%，具備局部技術性反彈的條件，同時一些“超調”的股票也有“價值回歸”式反彈的要求，但是未必所有股票都處于“超調”。一些抗周期性強、能在未來政府投資中受益的股票或許會有一定的機會，但也不乏概念炒作。因此，2009年，投資者一定要擦亮眼睛選股票、謹慎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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