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江湖

　　我們的監管目標是“防止股市大起大落”，卻既沒防住大起，更沒管過大落。問題是經歷一輪與監管目標不一致的大起大落后，可能好不容易換來的監管經驗又再無用武之地了

　　坊間又在盛傳證監會主席變動的消息了。

　　2002年底筆者在南開大學參加一個金融學術會議時，聽到了周小川下尚福林上的正式新聞，上午輪到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發言，他開場白竟是與學術無關的兩句慨嘆：“剛聽到證監會主席變動的消息，10年換了4個主席，這也折射出中國證券市場的曲折發展。”

　　劉鴻儒、周道炯、周正慶、周小川、尚福林。咱草民評價這些“大人物”是犯忌的事，但他們在臺上時的作為乃至一言一行，又實在與億萬投資人利害攸關，而每每在市場的敏感時間，他們會更多地被我等草民議論，事實上四次主席職位的人事變動都發生在市場的敏感階段。1995年3月劉鴻儒卸任，是在經歷過“3·27”國債事件，中國證券市場陷于發展困惑之際；1997年5月周正慶任主席，證監會升格為正部級，之后不久證券市場要為國企改制(乃至脫困)服務成為紅頭文件里的指導方針；2002年底尚福林上任，又是在股市從2200點跌至1400點，關于“國有股減持”問題全民討論陷入僵局，市場發展進退維谷。

　　前四任主席卸任后，周小川從不談論資本市場，周道炯也絕少談及，而作為公認的金融學者的劉鴻儒，雖時或論及資本市場，但也多定位于學術的視角。只有周正慶經常發言，特別是在市場問題突顯時，他的言論總讓人覺出鮮明的針對性�；蛟S這與他們離任時的心態存在某些關系吧——按草民的樸素的標準，似乎只有周正慶老先生是“到點退休”的，也是功德圓滿的，因而以“成功經驗”發言也很有說服力。從周道炯后來的回憶文章里讀到，他是“突然”被國務院領導找去委以重任的，他都覺得“突然”，正在安排重要會見的劉鴻儒也自會覺得卸任的“突然”。周小川的卸任也留下了“壯志未酬”的背影——據參與股權分置改革(那時叫國有股減持)的核心人士透露，經過近一年的媒體討論和民間征集方案，到2002年年中周小川已下決心啟動這項改革了，思路是沿續他搞轉配股上市的“先易后難”原則，從百余家民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入手，繞開“國有資產流失”的紅線；若試點證明全流通后大股東權益沒受損，即開啟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改革。方案報到國務院，國務院領導說要開“十六大”了，等這重大會議過后再議。可周小川也沒想到“十六大”后不久就確定他任央行行長。尚福林上任證監會主席，差不多兩年半后才啟動股權分置改革。

　　近讀劉紀鵬教授的博客文章，《亟待開展對教育者的教育》，我想我們的市場監管者和相關決策者也確實都有一個在實際工作中對資本市場的認識過程，也當然有一個被資本市場“教育”或自我教育的過程。從1000點漲到6000點，用了1年半時間，從6000點跌到1800點，用了10個月時間。我們的監管目標是“防止股市大起大落”，卻既沒防住大起，更沒管過大落。問題是經歷一輪與監管目標不一致的大起大落后，可能好不容易換來的監管經驗又再無用武之地了。

　　應該說，中國資本市場已是第二次“推倒重來”了，再“重來”一次，絕不該再是對人的指望，而是對監管體制革命的呼喚。所謂“市場化、規范化、國際化”，先得落實在監管體制上，否則，這市場依然是人治特征明顯的政策市，依然是事實上監管失效的大起大落的投機場。

　　坊間“變動”證監會主席的消息真偽不重要，重要的是劉鴻儒老先生的感嘆將止于哪位證監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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