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義興

　　我國證券業“老鼠倉”民事追究第一案尚未判定，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已經正式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此次修正案首次增加了證券、期貨交易中的“老鼠倉”行為的條款，最高可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罰金。

　　毫無疑問，與原有刑法條款對股市“老鼠倉”的空白相比，此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相關修訂條款，對股市的監管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但是，從法律實施的立場來講，也許要有相關的舉證責任程序配套，才能保證修訂的條款成為法律條款后的有效性。

　　法律實施有效性程度體現不外乎有兩個方面：一是對市場所存在的違法違規行為有發現能力與及時懲罰，以國家強制力確保其得到有效遵守；二是要與市場正常秩序相對應的執法能力相匹配，使市場形成凡違法行為必然招致法律懲處的預期，并就此形成市場震懾效應。從國內目前股市監管對內幕交易認定的 “無罪推定”程序來看，其取證之難，無疑會使不少內幕交易違法行為逃脫法律懲罰在客觀上成為可能，國內的股市現狀或許已經證明這一點。因此，顯而易見的是，這次刑法修正案針對“老鼠倉”所增加的條款，倘若沒有相關的程序性條款作支撐 (比如舉證責任轉移)，那結果可能會在具體執法時遭遇取證難障礙，而使法律的有效性打折扣。

　　其實，在證券市場監管取證問題上，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我國香港地區，都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法律規定，即凡被認為反常的市場交易行為，當事人就有義務對自己所作交易行為向監管機關做出合理性與可信性解釋。否則，監管機關就可依法對其行為做出違法性推定，并予以查處。此規定的效果已經有目共睹。因此，不論是內地股市基礎性制度建設需要，還是以股市公正要保護弱勢投資者權利體現角度，內地股市的健康發展更需要這樣的舉證責任轉移規定。由于目前內地沒有如此規定，讓人不得不擔心會使刑法的“老鼠倉”條款，因為取證難而打折扣。

　　從法律制定的完備性上看，或者從提高市場公正水準衡量，要使刑法中的“老鼠倉”條款成為市場行為規范，并進而以其有效性在市場形成震懾力，應該對現行的有關舉證責任規定作一些相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