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先生認為，有關部門改變游戲規則，屬于多數人的暴政，是以中小投資者的民意為名對于大小非投資者的傷害。

　　許小年先生提醒所有投資者，“市場參與者也要認識到，在權利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多數少數的問題。少數大股東不得恃強凌弱，多數小股東也不能依小賣小，動輒以‘社會和諧’要挾監管當局，以‘弱勢群體’的名義侵犯大股東的利益。作為多數的小股東須知，他們或許可以從今天‘多數人的暴政’中獲利，但明天就不得不接受‘少數人暴政’的蹂躪，因為今天多數對少數的剝奪，為明天少數剝奪多數提供了道義和法理的支持”。

　　這一提醒非常及時，非常好。好就好在指出了中國所有投資者都被少數人控制這一事實。

　　中國資本市場雖然散戶眾多，但從未能夠形成多數人的暴政要挾資本市場，否則就不會出現“用腳投票”之說。常識是，如果可以用手投票，就不必用腳投票，資本市場用腳投票之盛行，恰恰印證普通股東用手投票功能的失靈。從制度上來說，A股資本市場不存在中小股東的多數人的暴政，因為沒有這樣的制度性通道。沒有制度表達形式的力量，不可能構成制度性的市場“暴政”。

　　A股市場中本應成為重要基礎制衡作用的類別表決機制，在股改中由于對流通股股東通過比例的硬性限制，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在股改后繼續充當花瓶，因為機構投資者力量的強大，與管理層利益博弈力量均等，容易達成妥協，而普通投資者力量渙散，博弈成本過高。相反，有關上市公司管理層倒是可以通過隨時修改規則，可以通過堅守以往的錯誤，來謀求既得利益。

　　此類例證不勝枚舉，就拿最近的例子說，出現了杉杉股份不經公告就出售了下屬太陽能公司的控股權，在投資者用腳投票反復博弈之后平安股份的再融資等等，以及普通投資者深惡痛絕、已成為投機與利益輸送標本的權證創設，至今仍在市場化的名義下行事。

　　中國資本市場不僅不存在制度化的多數人的暴政，反而存在制度化的為少數人服務的利益輸送的頑癥。因此，在一個權貴市場，提多數人的暴政一定要小心，因為我們很可能在以反對多數人暴政的名義下，喪失了建立公平的市場基礎的良機，更有可能在反多數人暴政的名義下，為少數人本就不應得的暴利張目。

　　當然，我們應該承認，有關方面出于種種原因，可能修改規則，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大股東的利益。比如，在大小非減持過程中，對于大小非的減持有了限定。2005年9月5日頒布的《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與今年4月20日發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轉讓指導意見》，對股改后非流通股的出售加以限制，要求超過公司股份1%以上的在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統轉讓。這一辦法雖然可以輕松規避，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對于大小非流通渠道作出限制，大小非大筆解禁時利用二級市場流通性稍顯困難，不得不通過在大宗交易平臺類似于做市商的制度找到買主，因此，存在市場折價。

　　這些是事實，同樣的事實是，在大小非與解禁股中存在暴利，無論任何市場對于這樣的暴利都會進行扼制，不是通過做市商，就是通過資本利得稅，而通行的辦法是開放市場，增加投資者，使溢價降低。

　　什么是暴利？讓我們引用一組張宏良先生的數據，加以形象闡釋。2006年，美國高盛集團、德國安聯集團及美國運通公司出資37.8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295億)入股工商銀行，收購工行約10%的股份，收購價格1.16元，到2008年5月9日收盤價每股6.14元人民幣；中國銀行則吸引蘇格蘭皇家銀行、新加坡淡馬錫控股、瑞銀集團和亞洲開發銀行投資，共51.75億美元(合人民幣約403億)，收購價格1.22元，5月9日收盤價5元；2006年，香港恒生銀行、新加坡新政泰達和國際金融公司共出資27億，以每股2.7元的價格購入興業銀行10億股，5月9日收盤價為每股35.42元。大小非成本通常相差不多，基本上在數元左右，或者是零成本。

　　此謂制度性暴利。原因在于，第一，普通投資者無法購買，公平性遠遠不如打新股；第二，市場封閉，固然有風險投資因素，但一些得風氣之先者卻屢屢成為大小非的贏利者。

　　對于這樣顯然會破壞市場公平基礎的暴利，對策是：或者根據成本與收益征收暴利稅或者累進制的資本利得稅；或者開放風險投資與上市注冊制，尋求市場均衡價；或者將盈利倍數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市場不開放，不均衡，有暴利，惟一的辦法就是重建基礎。管理部門限制大小非解禁是第一步，有必要在市場開放、均衡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多數人的暴政，在中國根本不存在。說白了，中國市場，只有權貴市場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