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今年兩會，資本市場是最被關注的話題之一。不少委員、代表對資本市場發表了近乎正式的意見，民建的《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稅收政策》被確定為全國政協第一號提案。而政府工作報告則散發出讓股市健康發展的強烈信息。一切信號都表明，中國資本市場在兩會這個公權與民意對話融合的正式場所，面臨嬗變的契機。

　　 問題是什么樣的嬗變。

　　 資本市場稅制，是意見交集的焦點。在征收資本利得稅和減免印花稅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造成的懸疑，其實代表了市場的懸疑：市場急切地想從中推斷管理層的態度，推斷未來政策環境的改變可能。

　　 然而這種急切態度可能是危險的。征收資本利得稅的負面效應，總會被市場消化，無論情愿不情愿。同樣，減免印花稅的正面效應，也會被市場消化。去年加收印花稅后“5·30”后的走勢，已經將這一輪回演繹了一遍。換句話說，目前市場殷切盼望于兩會的代表們反映出的意見，或許只具有短期適用效應，而無法持久。然而，在中國股市的遲疑和踉蹌，已在要求許多概念和事件重新回到本義上去探求，去爭論。

　　 6100點也好，4100點也好，短期內如此規模的形態轉換，將中國股市對于中國經濟現狀的不適癥、對于外部經濟影響的不適癥暴露無遺。這才是中國股市必須解決的本質問題。在這期間，股市的怪現狀也不斷出現。一間上市公司的融資意愿、一個似是而非的傳聞，都可將市場的人氣和信心擊潰。“圈錢市”、“謠言市”的疑問籠罩市場。中國股市在熱鬧之后，變成了一個既讓人寄予希望，又讓人不敢相信的所在。

　　 市場的參與者、觀察者和管理者的意見前所未有地分化。一些人看到了市場的泡沫，其他人看到了市場的利潤。看到泡沫者試圖以市場化和非市場化的手段導引，看到利潤的人試圖以市場化和非市場化的理由鼓呼。每個人、每個利益團體的訴求，都可以是自利的。所以，意見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然的和客觀的。盡管這種分化只局限于資本市場，局限于投資群體，但是在一個進入投資理財時代的社會，這種分化確然會帶來一些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包括：管理層的政策導向被誤讀，上市公司與普通股東之間的不信任感加劇，普通股東被迫承擔超過正常市場風險的損失——既包括經濟損失也包括精神損失。顯然，上述種種不確定性很容易超出市場而具有社會性。

　　 從投資者的角度說，清醒認識到市場風險是重要的。但從觀察者和管理者的角度說，需要清醒認識到雙重風險：市場風險和社會風險。這應是政策建議和政策制定的唯一出發點。

　　 從這個角度說，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為重還是保護上市公司的輸血功能為重，上市公司的融資再融資計劃應交還市場決定還是交由政府部門管理，應該征收資本利得稅還是應該減免印花稅，其實都屬于技術控制的細節爭論。如何才能保護股市的正常運行環境，保護股市的法律環境才是當務之急。圍繞股市的所有意見的表達和整合，需要抵達更高層面、更戰略性的范疇。

　　 歸攏起來，當前所有的難題和挑戰，其實指向的是同一個問題：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股市。中國資本市場需要做一次新的鑒定——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還是一個不斷調適、被動應對的二流市場？確定了這一點，才可以為股市的種種爭論和種種事件找到正確的政策基礎，才可能甄別事關股市發展的種種理論和問題的真偽，才可能對目前影響市場的種種問題——無論是新股發行制度、融資再融資還是謠言的不可抑制，作出最為合理的應對。

　　 政府的希望需要實質性的破題才能落實。而確認中國資本市場的功能和使命，是資本市場應該真正寄望于兩會的戰略問題，也是落實政府意志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