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說 北京投資者李季先

　　針對當下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運作的種種不規范行為，以及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程度尚不高的現實，為切實保護投資者權益，近日，深圳證監局召開轄區上市公司年度治理規范工作會議，就上市公司規范運作提出了規范高管人員買賣上市公司股票和完善會計基礎工作等八項具體監管要求，從而在國內各監管局中率先將上市公司規范運作監管上升到證監局的日常工作層面，并將規范運作監管的矛頭直指上市公司董事會和其下面的經營管理團隊。

　　監管要求細化了《公司法》、《證券法》及證監會配套規章的有關規定，有效地彌補了上述兩法對上市公司規范運作相關規定操作性不強的缺憾。譬如新修訂的《證券法》第195條規定：“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東，違反本法第四十七的規定買賣本公司股票的，給予警告，可以并處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但該條規定和《證券法》第47條規定過于注重董事、監事和高管人員買賣股票行為的應然性和可處罰性，卻沒有明確要求高管人員的股票買賣行為如何規范運作以及建立“內部問責機制”等相應的預防性制度保障規定，導致《證券法》在規范上市公司運作方面操作性不強。

　　根據深圳證監局的上市公司規范運作監管要求，上市公司應建立專項制度，督促高管人員按照有關規定，在規定時限內委托公司及時申報個人信息和申請鎖定，及時就所持公司股票變動情況向公司報告并由公司在交易所網站上進行公告；董事會秘書也應主動履行職責，采取適當方式，在不泄漏內幕信息的前提下，及時通知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此外，公司還應在相關制度中明確出現違規買賣公司股票情況的內部問責機制。所有這些監管要求以及加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其他監管要求都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運作更加規范，非常具有針對性和現實操作性，且從長遠看，也有利于實現公司、證券司法和行政執法間的相互配合。

　　事實上，對于此次深圳證監局關于上市公司規范運作監管要求所傳出的“規范從嚴”政策信息，按照《公司法》《證券法》相關規定，市場上過去是有不同解讀版本的，“執行從寬”或“執行從嚴”的版本都有。而這次深圳證監局的八項富有針對性的監管要求除了填補法律留下的空白外，也恰好部分堵住了相關單位從寬解釋的政策黑洞，有利于上述兩法的更好實施。

　　當然，深圳證監局的八項監管要求只是其作為中國證監會下屬機構的自定執法規范之一，盡管其在規范上市公司運作方面可能非常有效，但一個不可回避的法律事實是該監管要求的法律不足，缺乏法律法規所具有的法律震懾性，特別是刑事制裁的震懾性。因此，單靠其自身并不能解決上市公司規范運作中存在的全部問題。

　　比如深圳證監局的監管要求以及此前中國證監會發布的其他規定通過給上市公司設立較高的違法門檻和高標準的規范運作守則，將上市公司的規范運作納入了證監部門的日常監管范圍，但這只不過是解決上市公司規范運作問題的多個步驟之一，并不是有效措施的全部，不足以有效震懾本就有違規意識的董事、監事及高管人員，只有從根本上剔除上市公司不規范運作的不正常利益鏈條，并營造一個比先前規定更具震懾性的違法糾偏機制和民事司法救濟機制的上市公司規范運作的法治環境，中國的上市公司運作才能真正走向規范。而這，僅靠一個地方監管局幾條上市公司規范運作的監管要求顯然是不行的。

　　故此，中國未來的上市公司規范運作監管要想徹底走出“監管—加強監管－再加強監管”的制度建設悖論，并切實保護證券市場投資者的利益，除了應強化上市公司的規范運作監管，在當下證券行政監管趨于深入的基礎上力爭與我國正在大力發展的證券司法監管形成合力之外，別無更好的辦法。詳而言之，就是要改革證券領域民事司法救濟的形式和發生機制，按照中國證監會有關負責人近期的講話精神，讓股東或投資者在行政監管部門的主動監管之外，可以方便提起自己的“民事告訴”，且最好相互銜接。即由證監部門在不違背《證券法》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前提下，支持投資者提起告訴，譬如股東代表訴訟等，而司法部門也可以以司法建議書的形式建議證券行政監管部門針對上市公司規范運作監管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改善監管方式，并在必要的時候，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使之和監管部門的相關執法規定實現法律間的平穩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