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秦 煒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日前在《資本市場》雜志上發表署名文章《讓股市日趨健康》強調指出，我們需要一個健康發展的股市；并且結合我國資本市場現存的三大結構不合理問題，從輿論引導、調整供求、依法治市、政策調控四個方面為股市的健康發展開出“四副良藥”。

　　成思危一貫認為，一個健康的股市應當是有效的投融資場所，也是一個適度投機的場所。并且表示，股市內在存在泡沫，泡沫的膨脹和破滅就造成了股市的波動。他對我國股市持審慎的樂觀態度，相信我國股市是會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

　　但同時他也指出，中國股市從2006年年底開始進入暴漲期，一直延續至今，我國主要股指日均增長速度與同期境外各主要股指的日均增速相比，明顯要快很多，可見，我國股市確實可以說是處于暴漲期。歷史經驗證明，暴漲之后往往會有暴跌，要防止暴跌就應當防止暴漲。主要應緩解投資者的盲目樂觀情緒并防止其過度投機行為，不要等泡沫漲得過大后再任其破滅，給投資者造成慘重的損失。

　　另外，上市公司的整體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股市的健康及發展。整體質量既取決于各上市公司的質量，更取決于上市公司的整體結構。成思危說，客觀地講，我國上市公司中70%左右尚未達到國際標準，需要切實下大力量提高其質量，才能為我國股市的健康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三大隱憂

　　成思危指出，從我國股市的現狀看來，主要存在三個結構上的隱憂，應當努力加以改善。

　　一是在上市公司的結構中，帶有壟斷性質的國有大企業比重過大。這些企業主要集中在金融、石化、電力、電訊、冶金等行業中，它們在股指、上市公司利潤總額等指標中占有很大的權重。從我國上市公司對股市利潤的貢獻看來，2006年按利潤排序的前50家上市公司的利潤占凈利潤總額的73.45%，前300家上市公司的利潤占凈利潤總額的98.71%；根據上市公司2007年上半年的公報，盡管凈利潤總額增長高達約70%，但前100家和前300家上市公司的利潤占凈利潤總額的份額仍分別高達70.94%及92.64%。這些上市公司在股市暴漲中起到了顯著的帶動作用，在股市下跌是也是托住股指的主力。這些上市公司業績的超常增長固然有其自身努力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靠著國家在財政、稅收、資源、價格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在發生問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寬容與保護，與境外的“大藍籌股”還不盡相同。今后一方面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這些上市公司將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反壟斷法的實施，將禁止這些上市公司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專營專賣的地位來損害消費者利益。這兩個因素都會制約這些上市公司的業績增長，何況超常的業績增長(年均50%以上)本身就是難以持續的。

　　二是在股市投資者的結構中，從事長線投資的機構投資者為數過少。從衡量短線投資程度的主要指標換手率看，今年1-8月我國A股的月換手率多數超過100%(相當于在一個月內將所有的流通股換手了一遍)。在一個健康的股市中，從事長線投資(持股半年以上)及短線投資的投資者之間應當保持著動態的平衡，而在我國股市中不僅散戶的數量眾多，而且絕大多數散戶及機構投資者(各類基金)都在從事短線投資。由于基金具有規模大、資金充足和人員專業化的優勢，使得它天然地具有操縱市場的沖動，在暴利的驅使下，其行為也就必然短期化。今年以來，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發展很快，這類基金應是專家理財的機構投資者，按理說其投資理性應高于散戶，是保持股市中長線與短線投資合理平衡的主力。但在股市暴漲期過度投機的氣氛下，基金經理面臨頻繁贖回及追求業績的壓力，也多半參與短線投機，從而會助長股市的泡沫并增加散戶的風險。

　　三是在股市監管者的結構中，主要靠證監會專業監管的模式力度不足。強而有力的監管是維護股市健康的重要條件，目前我國對股市的監管主要是靠證監會實行專業監管。盡管修訂后的《證券法》賦予了證監會更多的監管權力及手段，但從其人員的數量和質量看來，難以對一千多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進行分析，并對發現的問題跟蹤調查和處置，何況還有來自各個方面的干擾和阻礙。一般說來，在股市處于牛市時，違法違規的案件數量會增多。要增加監管的力度，不僅需要有法院、檢察院、國資委、工商總局、銀監會、保監會等許多官方機構的配合，還要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監督，例如美國“安然公司”和我國“藍田股份”的問題就是首先由民間人士揭露的。

　　四管齊下

　　成思危指出，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政府應當如何對待股市，是一個尚待深入研究并在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的問題。一方面要運用市場經濟的手段，發揮股市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發揮股市自身扶優汰劣，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有關政府部門不應干涉股市及個股的正常漲跌；另一方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保障公眾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防止股市通過暴漲暴跌，成為少數人攫取暴利的場所。為此需要對股市進行系統的管理：

　　第一，輿論引導。盡管每個投資者買賣股票都是自主決策的，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會受到輿論的影響，股市中的投資者們通過相互影響的自組織作用，會在宏觀上和較長時期內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推動股市上漲或下跌，進而形成牛市或熊市。在熊市中輿論引導的重點應當是鼓舞投資者的信心，而在牛市中輿論引導的重點則應防止盲目樂觀情緒的增長，提醒投資者注意股市的風險及自身承受風險的能力。建議主流媒體應少宣傳 “萬點可期”、“十年大牛市”等缺乏科學依據的觀點及少數“股神”暴富的事例，更不應提倡并鼓勵在校學生炒股。

　　第二，調整供求。股市的漲跌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在大量資金進入股市追逐少量股票時就容易形成暴漲。為此一方面建議要加速讓境內的優質企業上市，并鼓勵在境外上市的優質企業回歸國內股市，以增加股票供應并提高我國上市公司的整體質量。另一方面要限制資金違規流入股市，限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炒股，對社保基金等涉及公眾利益的機構投資者投資股市的比例應作出法律規定，銀行應禁止個人用自己居住的住房抵押貸款用于炒股。還應限制低保戶和享受各類助學金及社會資助的學生開戶炒股。

　　第三，依法治市。證監會、高檢、高法等部門要按照《證券法》等有關法律加強市場監管，建議證監會要從狠抓信息披露入手，建立獎勵基金，鼓勵投資者及有關人士分析舉報上市公司的違法行為，經核實后進行公告并處置。嚴厲處置證券公司及有關中介機構的違法行為。在高檢及高法中要培養一批熟悉證券業務的檢察官和法官。國家應鼓勵法律界對公眾投資者進行法律救助，完善證券案件的共同訴訟制度。還應建立嚴格的退市制度，促使一些質量不合格的上市公司退出市場。

　　第四，政策調控。政策是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到作用。政策環境的變化應當能夠影響人們的行為，改變其決策準則，甚至可以改變股市中自組織作用的方向。前幾個月采用貨幣政策(上調利率及存款

準備金率)及財政政策(上調印花稅稅率)的手段對抑制股市暴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還需要有減少流動性過剩的其他措施及輿論引導的配合。有些國家采用征收資本利得稅的辦法來抑制股市中的暴利，我們應認真研究其利弊得失，并要注意保護中小投資者(例如起征點較高并實行累進稅率)和鼓勵長期持股(例如對持股一年以上再出售者可免稅等)。

　　成思危最后指出，虛擬經濟系統是由實體經濟系統中產生，又依附于實體經濟系統的。因此在努力發展實體經濟的同時，也應盡量發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還要注意防范其內在的風險。只要我們遵照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夠促使我國股市穩步健康發展，不斷走向成熟，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發揮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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