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報記者 支玲琳

　　嘉 賓：賀 強(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

　　所長、中國投資學會常務理事)

　　新聞背景：盡管“港股直通車”的啟動時間遲遲難以確定，但是“境內個人被允許直接投資境外市場”“投資額度不受5萬美元年換匯額度限制”這些突破性政策亮點已足以令市場興奮。對投資者而言，較之泡沫越吹越大的內地A股市場，股價優惠近兩倍的H股市場顯然誘惑不小。而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資本自由行，已然是政策層取消資本管制、實行完全可自由兌換的融冰信號———

　　支玲琳：更為低廉的股價、更為優質的上市公司、更為完善的投資環境，H股無疑是塊誘人的

蛋糕。加之此前受美國次按風波影響，港股出現暴跌行情，此時搭上“港股直通車”，對內地投資者而言，不正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那么假如港股投資收益高于內地資本市場，會否撼動內地A股牛市格局？

　　賀強：現在投資港股，收益率其實未必能超過內地的股市和基金，因為目前港股已經在一個很高的點位，下一步操作的風險還是比較大的。而且H股不同于封閉的A股，它受國際市場影響比較大，正像這次，受累美國次級債風波，美國股市暴跌，香港股市也出現了連續暴跌行情，這種風險的不可捉摸是內地投資者未曾領教過的。當然，最主要的問題還在于，投資者在境內操作港股其實有很多不便。比如信息來源可能比較狹窄、信息更新也難以及時，像港股上市公司，其信息披露機構主要在香港，那么對投資者而言，盡管現在互聯網技術發達，但總歸沒有在自家門口打聽消息來得方便。所以我的估計是，盡管現在搞了試點，今后也有可能范圍擴大，但是在初期，炒港股的內地投資客數量不可能太多，所以當然也就不會引起A股市場短期內的資金大分流。現在斷言這一政策對內地股市、國內經濟的影響，我認為還為時過早。

　　支玲琳：近年來，盡管我國在境外投資領域一再放開，但實際效果令人堪憂。此前中投入股黑石累計浮虧5.3億美元；國開行入股巴克萊銀行，首日即出現了1.5億歐元的賬面虧損；QDII(合格境內投資者)境外投資也是頻頻失手，部分產品甚至跌破凈值。有消息說，近日國務院統籌各相關部委召開會議，認為對包括QDII在內的對外投資應注意風險，并要統籌考慮中國外匯資本的境外投資。所有這些，都讓人對“港股直通車”會否延遲及其后市收益前景產生了疑慮。

　　賀強：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很大，而且這個市場的游戲規則，是一種實力的較量。從目前來看，一來我們的投資經驗還不夠豐富，二者實力也不足———剛出去資金規模肯定不會很大。比如很多QDII的產品，從內地集資以后只能轉到香港，交給美林

證券這些美國投資公司來運作。關鍵就在于我們缺乏海外分支機構，也缺乏有海外資本市場運作經驗的頂尖級人才。所以我們資本市場開放看來還需要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但是既然已經開了頭，說明我們正在朝這條路上走，而且的確在努力。

　　支玲琳：盡管投資前景尚難預料，但是面對國內流動性壓力不斷加大的現實，國內資金到境外市場尋求出路，是不是可以緩解國內的流動性問題呢？

　　賀強：我剛才講到，“港股直通車”的投資規模短期內不可能太大，規模有限，數量也有限，所以對于解決流動性過剩的壓力可能不會起到太大的作用。同理，寄希望于股民的小小資金投到香港就能減輕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也不現實。除非以后投資規模擴大了，像現在內地股市，總市值都已經超過GDP了，那才有可能產生比較大的影響。此外，有些人還擔心港股直通車可能導致資本外逃，我想這個總體上還不至于，因為我們在制度上還是作了一些設計，比如實名賬戶制，這樣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資金去向的可監控。

　　支玲琳：“港股直通車”，打開了我國資本管制的一個小缺口。從國際成熟市場的經驗來看，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是不可阻擋的潮流。無疑，我們現在正處在這樣一個進程中，那么該如何處理“放開”與“穩定”的關系呢？

　　賀強：人民幣資本項目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放開，主要也是考慮金融穩定。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早地放開了資本項目，結果導致外國資本大出大入，引起了股市大幅震蕩，最后導致了金融危機，甚至是經濟危機，比如

墨西哥。我們是一個大國，但是資本市場到現在還不是特別完善、規模也比較有限。須知，資本市場是一個看不見的戰線，我們得從安全的角度，從各方面加以防范。

　　所以，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也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在1997年就實現了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關鍵就是這最后一步———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尚未實現。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但這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而且還要依托于其他金融體制改革，比如內地銀行從分業經營走向混業經營。只有這樣，QDII、QFII才能成為歷史，才能真正實現人民幣的自由進出、自由兌換。要實現這一步，我們還需要努力，還得創造條件。

　　今年是中國資本市場動作頻頻的一年，總體是呈現有序開放、漸次推進這樣一種格局。我的觀點是，還是“穩中求進”比較好，改革最好不要動大手術。因為“大手術”盡管效益很大，但是后遺影響可能也很大，搞不好甚至可能會引起比較大的沖擊。比如說1994年的外匯體制改革動的就是比較大的手術，正面影響、負面效應一直延續到現在，對此我們要引以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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