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出臺的調整印花稅方案引起軒然大波，市場在承受風險教育之際，對其行政方式多有質疑，有關部門在資本市場監(jiān)管方面表現出的隨意性，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中國處于人大立法時代，也就是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建立規(guī)則的時代。但對于如何做到行政透明，則是目前經濟發(fā)展階段來自市場的要求。中國市場是個新興加轉軌的市場，政府權力在資源分配中居于主導地位，因此，更應通過法律維護弱勢群體以體現公義，目前的問題在于：在立法之后如何在執(zhí)法層面做到一視同仁，如何防范在市場效率的名義下對政策的泛用？

　　以此次財政部上調印花稅而論，恰恰集中體現了在上述兩個方面未盡如人意的一面。

　　稅收政策在我國屬于行政手段還是財政手段，各方意見不一。總體而言，如果設立新的稅種或者改變稅率經過了人大審核、公開聽證等一系列程序，那么這樣的政策就是在合法性支撐下的公開而透明的財政政策，否則，就帶上了強烈的封閉的行政色彩。印花稅作為已經存在的稅種，在調整稅率的程序上與新增稅種不同。

　　從媒體報道可以看出，

證監(jiān)會提出動議在半個月之前，而后經過了一系列的行政程序，主要是財政部的討論形成意見并報上級批準，這是一個完整的、封閉的行政鏈條，人大、公開行政決策程序以及利益主要相關方似乎沒有置喙的余地。

　　按照我國現行制度，稅收權力基本從人大讓渡給國務院，最終于讓渡給財政部。全國人大的稅收立法僅僅只有三部，由財政部制定各種具體規(guī)定，因此由政府決定新征稅種、調整稅目或提高稅率。雖然

個人所得稅調整與內外資所得稅合一經過了人大審議或公開聽證，但只是特例，而非制度要求。因此，對于財政部而言，只要經過行政程序就沒有觸犯制度禁忌。這才是此次印花稅上調的核心問題，雖然各方爭論激烈、意見不一，但反對者無法從現行的制度層面指責財政部違規(guī)，他們所能指責的最多是財政部官員此前含糊否認印花稅上調有誤導投資者之嫌。這樣的指責輔之以市場的天量大跌，隱含了對于市場規(guī)則公開、透明及誠信度的不滿。僅僅上調印花稅不至于引發(fā)這樣的恐慌，股市數次相似的恐慌，無不起緣于投資者建立規(guī)則誠信的信念受到傷害。

　　經此事件，有些政府官員似乎還沒有接受教訓學會管住自己的嘴，中小股民還在為5月30日印花稅上調舔傷，次日又有國稅官員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短期內不會有征收資本利得稅與取消利息稅的政策出臺——該官員是以個人身份發(fā)出猜測之論，還是為市場提供政策導向？所謂短期是指一年、半年、一個月，還是指一周，甚至四天？如果股市繼續(xù)上漲稅收有關部門再出稅收政策，是否會再次引發(fā)誠信危機？如果政策忽變，該官員是否應該為據此作出投資判斷的股民承擔責任？

　　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并非無的放矢，而是因為近期的股市變化，已經讓人對政策市深感擔憂。而某些部門官員個人議論風聲，正式發(fā)言人制度虛置，有可能導致政策誠信進一步喪失。

　　建立規(guī)則應該允許有試錯的過程，但試錯的結果是為了降低政策成本，以最終符合市場所需。引用劉煜輝先生的話，“在市場經濟中，選擇最好的規(guī)則，而不是選擇最優(yōu)的政策才是政府政策實踐的常道。通過‘前后一致的政策’以及‘一視同仁的賞罰’所彰顯出的政府誠信，才是市場經濟的根本。”

　　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加大決策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公信力，應該是建立規(guī)則的目標。理性的政府會從市場反應找到政策決策程序的坐標。透明與公正只會讓市場明確預期，讓投資者的理性在政策信號之下被喚醒，更重要的是，規(guī)則誠信才能降低社會運作成本，將利益博弈控制在良性互動的軌道上。就稅收政策而言，民眾有公開參與表達利益訴求的平臺，有關決策者基于大局考慮對此妥加反饋，至關重要。

　　從堅持股市市場化調控到最后向行政手段繳械，說明A股市場仍未擺脫政策市窠臼，一言興（衰）市與一文興（衰）市的時代固然已經過去，但一政興（衰）市的可能性繼續(xù)存在。有人以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保密性論證政策保密之是，但我們應該看到美聯儲有制度性的固定溝通平臺保持信息暢通，是否能夠反證缺乏制度性溝通平臺之非？同時，由于稅收政策事關民眾利益，人大的作用與公開聽證制度理應逐漸歸位。

　　我們相信，領導一個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的政府，不會對市場的激烈反應與民眾的呼聲、利益訴求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如果能建立起政策的制度性溝通平臺，投資者對稅收變化不至于反應過激，股市的政策信心甚至民眾建立市場經濟的信心才能恢復，這有利于中國

資本市場的發(fā)展大計——以接受教訓的方式來回應市場的呼聲，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中國經營報記者：葉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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