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

　　巴曙松/文

　　經過激烈的爭論，現在似乎形成的一個共識是，當前股市的泡沫是結構性泡沫。

　　對于結構性泡沫，應當采取結構性政策。當前抑制結構性泡沫的最為直接有效的途徑，就是增加優質金融資源的供給。泡沫形成的直接原因，還是國內的儲蓄大于投資，如果不允許更多的儲蓄流出對外投資，就必然表現為外貿順差、貿易摩擦以及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僅僅就中國國內市場談泡沫，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經意義不大。因此，如果要選擇排在第一位的政策建議，我建議促成內地市場與香港市場的整合，這樣實際上整個國內的投資者可以投資的對象就迅速擴張了一倍，同時放松經濟主體對外投資的管制。不走這一條路，國內的多余儲蓄無法吸收，泡沫難以根本抑止。

　　從宏觀角度來說，在市場估值相對較高的時候，往往也是調整金融結構一個非常好的時機，如果二級市場非常低迷，掌握優質資產的企業家不一定愿意把它以很低的價格裝到上市公司里面，只有二級市場有比較好的估值時才可以吸引這些優質資產的進入，所以正好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大規模的金融結構的調整，包括居民資產結構的調整。

　　在促進融資結構轉換和居民資產結構轉換方面政策層不能葉公好龍。相對于巨大的居民儲蓄規模，現在居民的資產結構轉換剛剛開始啟動，如果此時就開始打壓，容易導致轉換過程的延遲或者暫時中斷。

　　從監管理念上來說，不應該從控制金融資產的需求、而應該從擴大供給的角度，積極從多渠道擴大居民可以投資的優質金融資產的供給。包括優質海外企業回歸、整體上市、降低中小企業門檻，建立多層次的

　　另外，也應當考慮的一個政策措施是，當前一些位于競爭性行業的大盤藍籌的可流通部分過低，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適當釋放出部分股份流通，這樣既可以促進資產結構轉換，也增大了市場的流動性，提高市場對這些大型企業的約束能力。比如，像中行、工行、中石化等，流通股分別只占總股本的2.05%、2.75%和4.13%，對這部分股票，應該利用好的市場時機，適當減持。需要強調的是這不是簡單的減持，而是把居民的儲蓄轉換為金融資產，從政府單一地過大控股，轉換到公眾手里持有，這本身是金融機構的資產結構重大調整的一個機會。

　　對于許多上市公司來說，應當鼓勵其采用更靈活、更便捷的方式，通過借殼、注資等形式，把經濟體系中的優質資源轉移到股市上，轉移到上市公司中。這也是內涵增長和外延增長的差異。內涵增長更多強調的是企業在原有資產的規模上，改善經營、降低成本等，而外延增長是通過注入資產而實現跨越式擴張。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容易導致一些監管上缺乏經驗的問題，如內幕交易、信息披露、關聯交易等。

　　其次是要避免行政式干預。從國內外經驗來看，行政化打壓往往導致市場大幅波動，給市場平穩運行帶來負面影響。比如說基金發行，采取了控制發行節奏以及控制發行規模等措施，這種管制實質上是對金融投資需求的管制，出發點是希望能夠保護投資者，但客觀上使得證券市場和投資者對基金管理公司的優勝劣汰機制喪失或者扭曲，不管好基金壞基金都能大行其道。在發行管制的條件下，基金行業也表現出了不少值得批評的、對社會并不十分負責任的態度。

　　當前的部分基金公司，在投資者存在普遍的錯誤投資理念時，往往不是投入資源進行投資者教育，而是往往有意迎合市場的錯誤觀點。例如，不少新的基金投資者簡單地認為，一塊錢的基金比三塊錢的基金便宜，這本來是個很錯誤的觀點，但是我們的一些基金公司都采取分拆或者大比率分紅等措施，把高凈值基金轉為新基金投資者認可的一塊錢持續銷售，在這一點上，部分基金公司迎合市場的錯誤觀點的表現缺乏行業的責任感，重點應當放在從整個行業利益出發增強對投資者的教育。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股改后的大股東行為監管。在

　　過去上市公司大股東總體上對二級市場股價不是太關心，股改后大股東成為股價最直接的利益相關者，有足夠的動力去影響股價的漲跌及市值，它既掌握了大量的公司信息，又掌握了大量的股份，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沿用原來的市場詞匯，現在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可以說是現在的市場上公開的、最大的“莊家”。

　　因此，股權分置改革之后，整個中國的資本市場出現了非常大的深刻轉變，需要投資者、中介機構和監管機構高度關注，特別是要求對大股東行為的監管應該成為上市公司下一步監管的關鍵中的關鍵。要做好信息披露和可能影響股價的關聯交易等的監管，這些都要求監管層的思路要有根本性調整，從過去的事前審批為主，調整為降低審批門檻以增加有效供給，再到市場基本擴大以后的事后追懲。

　　(巴曙松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