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聽傳，一位上市公司的董事會秘書打算辭職了。起因據說是由于本報一篇有關他們公司的報道。收到這樣的消息，我知道，這一次我們又報對了。

　　當然，董事會秘書的“下課”，不是一篇報道的戰利品。但是，起因于一篇公開報道的董秘請辭，僅以我所了解的，這些年來就已經不少了。有的是在對記者說了真話之后；有的則是在始終保持沉默的同時。

　　上面提到的這位董事會秘書，在我們的報道中出現過兩次。一是他回避進一步解釋有關該公司更正財務報表的相關事項，記者在采訪中使用不同的電話撥打他的手機號碼，試圖取得聯系，但都被拒絕接聽。二是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該董事會秘書參與設立的公司，與他所在上市公司之間存在資金上的往來。而在此前該上市公司的公告中，這一情況，只字未提。

　　據這位董秘說，他的許多朋友在看到我們的報道后，都以為他“出事”了，一片恐慌。而令記者始料未及的是，該董秘在陳述的時候，語氣極其平和。似乎他對這一切早有準備。也許，任何激烈的情緒，都不屬于去意已決的人。

　　本來嘛，董事會秘書的“下課”，就不應該成為一篇報道的戰利品。近日，滬深

　　其實，之前的《上市規則》已經指出董事會秘書就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只不過這一回是讓“高管”的指向更為明確罷了，在這中間，體現出監管者為強化董秘執業操守與風險意識的良苦用心。但老實講，給董秘封多大的“官兒”都不要緊，最重要的是，讓他的職務行為不僅“有法可依”，而且納入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范疇。

　　根據《刑法修正案(六)》第161條：“依法負有信息披露義務的公司、企業向股東和社會公眾提供虛假的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財務會計報告，或者對依法應當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規定披露，嚴重損害股東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很顯然，無論那個對信息披露“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不是公司的“什么總”、“什么董”，只要他的行為觸犯了信息披露的規定和要求，就應當受到法律制裁。但現實是，董事會秘書的“下課”，卻常常成了一篇報道的戰利品，甚至僅此而已。一方面，這是因為目前的監管體系尚不夠發達。且不說別的，僅在媒體監督這個層面，與一些境外市場比較，我們所能夠和應該發揮的作用，還遠沒有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單從法條看，對那些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行為，當前的司法懲戒力度也尚顯單薄。

　　在美國，根據《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上市公司CEO和CFO必須對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宣誓，提供不實財務報告，有可能將被處以10年或20年監禁的重刑，量刑等級幾乎等同于美國持槍搶劫的最高刑罰。

　　要知道,我國《刑法》對持槍搶劫的量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與如此等級的量刑標準相對照，上面提到的《刑法修正案(六)》第161條，對于虛假披露的處罰力度，明顯輕多了。

　　據說，當年由安然、世通等造假丑聞而催生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曾在美國參眾兩院以高票獲得通過，并被美國總統布什稱為“自羅斯福總統以來美國商業界影響最為深遠的改革法案”。

　　由此以為，對那些“高管”頭銜被一再強調的董事會秘書們，恐怕唯有嚴法重典，才能真正將他們的職業風險推到他們頭頂“烏紗”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