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寧

　　“和從前一樣，在這場投機風潮中并無新奇之處，所有的因素都是重復過去，完全可以預料�！边@是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在其名著《氣泡的故事———金融投機簡史》一書中，評論美國上世紀80年代投機風潮時所做的評述。當然大家知道，1987年美國股市遭遇了比較大的挫折，令人難忘。

　　現在，當溫家寶總理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強調股市健康，當中國股市在猛漲了一年多且依然牛氣沖天時，我想起了這段話，只覺得一切恍若回到從前。

　　事實上，股市發展“健康論”也不過是舊話重提。因為雖然中國股市誕生才17年，但類似的下挫也經歷過幾次了，而每次風波發生前后，媒體上熱議的也都是股市投資價值及泡沫問題，換句話說，也都在討論股市是否健康。1994年6月8日，《讀書》雜志發表了吳敬璉先生《何處尋求大智慧》一文后，便引發了長時間關于“股市建設智慧”的熱論；2001年上半年，中國再度發生了吳敬璉和數位重量級經濟學家關于“泡沫”的激辯，講的也是“股市健康”問題。

　　當然，兩次討論都是以吳老的“勝利”而告終。前一場討論得到了很多有識之士的強烈支持，同時滬指當時創出325.89點的新低，海南“炒房熱”也灰飛煙滅；而后一場辯論后，中國股市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四年大熊市，讓涉足者吃夠了苦頭。但是，我們知道，無論吳敬璉先生如何具備“良心”，可就是在這兩場相隔7年的辯論中，他始終沒有提到或發現“股權分置”這個核心矛盾。也就是說，影響中國股市健康的關鍵性結構問題被吳老忽略了，這或許直接印證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古訓。

　　那么，現在我們討論股市健康問題，又忽略了什么呢？是不是只有中國股市大漲才算是給中國股市“正名”呢？讓我們再從歷史中尋找答案。

　　筆者前不久也應約寫過幾篇有關中國股市應該“打假”的文章，原因是我觀察到如今股市的一些投機活動比較明顯。但其后，針對索羅斯看好中國股市的言論，我們看到有媒體寫了“索羅斯給中國股市‘正名’”的文章，似乎中國股市的泡沫并不多。然而，不論是筆者的“打假”，還是媒體的“正名”，都有史可查，因為早在1995年9月27日，經濟學家李揚便發表過《為證券市場“正名”》一文，而在1997年3月29日，某證券媒體《證券市場也要“打假”》的文章也見報了。

　　問題在于，李揚的“正名”是要為當時尚處于“試驗田”階段的股市爭取名分，是從制度性高度為中國股市最終頒布“國九條”說理；而后者的“正名”卻完全撇開了制度，撇開了規范，只關注于一個股市的漲跌。這便有了高下之分。但讓人欣慰的是，兩篇“打假”文的主旨卻是完全一致的，即不僅上市公司需要打假，財經新聞媒體也需要打假。

　　或許，只有“打假”才能打出中國股市的健康吧。這才有了兩篇相隔10年的文章前后一致的邏輯。而兩次“正名”卻正好凸顯了如今股市某些方面的虛狂。如今的股市早已被“國九條”正名，我們所需要的僅僅只是“健康”了。

　　所以，結合吳老當年的“智者之失”，我們現在最需要思考的是，有關方面為何要強調“健康”？中國股市到底離“健康”有多遠？如今的我們又忽略了什么？而要知道這一點，我想最好的辦法便是像當年追究股權分置一樣，回到股市的本源。

　　當年，我們以“平等”的目光，發現了股權分置的荒謬，因為國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直接后果便是大股東對流通股東利益的漠視，是二級市場股價的虛高，是“股東”淪為“股民”的煩惱。那么如今，我們是否可以拿“自由”的目光來審視中國股市尚存的一些問題呢？當然可以。而在“自由”的聚光燈下我們便可以發現：中國股市的“健康”還存在著待改進的地方：

　　第一，少數公司上市并非最終完全符合資源最優配置的邏輯。因為體制的原因，當時不少企業上市還是為“國企脫困”；另外極少數公司上市后業績“變臉”，目前仍在濫竽充數。

　　第二，股份買賣不自由，不僅眾多“大小非”目前尚不能買賣，即便是在全流通名義下上市的工行、中行等企業也鎖定著絕大部分籌碼；而且，“T+1”交易制度某種程度上降低了股份買賣效率。

　　第三，漲跌停幅度限制某種程度上帶來了股價漲跌的不自由，其助漲助跌的功能讓股市漲跌有時無法及時反應市場及個股的信息變化。

　　第四，暫時只能做多無法做空的機制導致了操作手法的不自由，某種程度上扭曲了股價走勢。

　　至此，我們也便可以理解為何要強調中國股市的“健康”，也便可以理解高高在上的股價加息后也被輕易“要挾”的關鍵所在了。問題的核心或許就在于，國內股市某些方面的自由度還遠遠不夠，這些因素還在某種程度上扭曲著股價，影響著市場參與者的心理預期。

　　當然，風險和希望往往交匯在一起。在被筆者稱之為“變性元年”的2007年，國內的股市正從上述幾個方面入手，變得越來越“自由”。我以為，這是所有投資者都必須琢磨的“健康”大問題，考驗的也正是我們把握市場風向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