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國資委企業分配局局長熊志軍10月16日在香港透露，《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試行辦法》即將出臺，并詳細介紹了其中主要內容。而日前，國資委和財政部也聯合向地方國資委、財政廳(局)和各中央企業下達“關于印發《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的通知”，要求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遵照執行。

　　在新辦法新措施層出不窮的中國，一個公司激勵機制能夠歷經七年之癢，顯見決策者和管理層的慎重。僅此也足以說明，股權激勵機制所牽扯面的深廣，以及對社會公眾心理的巨大沖擊。個中原因并不復雜，在當前的中國，股權激勵實際已經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公司激勵機制，而進入到事關社會財富分配的深水區。因此，技術細節的爭論，顯而易見必然涉及公正公平等社會倫理話題。

　　據媒體報道，此次《試行辦法》的正式文稿，與此前的待簽稿相比并無實質性改動，“只對極少數條款作了文字上的調整和修改”。這一方面表明，監管層對《試行辦法》實際早應形成成熟的設計，權衡和評估實施風險和得失，應該是延宕的主要顧慮。另一方面也表明，此前對《試行辦法》的種種爭議，仍將繼續存在。

　　兩個方面實際指向了一個問題，假如股權激勵是上市公司改革中終究無法繞過的一個門檻，那么，是否只能在爭議和風險中邁出那一步？

　　這實在是一個典型的利弊得失的權衡，充滿了尷尬和無奈。自然，如果等到公司治理結構和監管法規全部健全并有效運作再來實施股權激勵，顯然更為“成熟穩重”。問題是，目前的發展狀況是否留給我們足夠的等待時間？而在一個不乏漏洞的規則之中開始股權激勵，完全可以想見，會產生多少盡管有預見卻又難以杜絕的問題。

　　對于推進股權激勵制度，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此前曾提出“規范起步、循序漸進、逐步完善”的指導原則。而此次《試行辦法》，對激勵對象以及激勵程序也提出了“苛刻”的限制條件。國務院國資委分配局局長熊志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說：改革的邏輯必須是一致的，市場化的激勵機制必須與企業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一致，激勵機制與國際接軌的同時，在智力結構、內部機制等方面也都應該與國際慣例接軌。從這個意義上看，實施股權激勵是完善治理結構、為企業奠定長治久安制度基礎的一個很好的“抓手”。

　　可這些原則與解釋，在某種意義上屬于老生常談。股權激勵面臨的質疑，并不是公眾認識不到其對于現代企業公司的重要作用。而是，“在目前的條件下”，股權激勵會否成為一部分人的盛宴，同時又構成對另一部分人的合法剝奪？股權激勵所面臨的道德風險，非常直白：它如何證明自己，絕對不是那臭名昭著、卻又實在是背了黑鍋的MBO。

　　而在理性的層面，我們也贊成所有有助于推進改革的思路與措施。對于在急劇變幻的社會中無法左右自己命運的群體來說，也許我們只能采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自保原則，假如實質的變革必須付出一定代價，希望制度的設計可以將這代價減到最小，希望“苛刻”的制約真正形成有效的制約乃至懲戒———顯然，這也許是公眾支持某項改革措施的唯一理由，也是那項措施證明自己合理公正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