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

　　有篇文章叫《洋腐敗催生新買辦》，其中有這樣一段：行賄成跨國公司潛規則，調查顯示跨國企業在華行賄的事件近十年來一直上升，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起腐敗案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9月20日中新社)。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洋腐敗”可能造成的危害的分析，還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而對“洋腐敗”可能會催生新的社會階層———買辦階層，卻缺乏足夠的警惕。買辦無祖國。買辦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依附性，他們在經濟上依附于外國資本……

　　據人考證，“買辦”一詞在我國明代已出現，專指對宮廷供應用品的商人，尚無近代“買辦”的含義。鴉片戰爭前，在通商口岸出現了專為外商服務的居間人，這些人也被稱為買辦。他們一般是指外國商館的內部經濟和事務，諸如總管、帳房、銀庫保管以及照管外商貿易、生活事務的辦事人員。這些“買辦”是中國“公行”的雇員，受封建政府委托，管理和監督外商。鴉片戰爭后，公行制度被廢除，買辦不受公行控制而由外國商人自由選擇，被外國侵略者所控制。憑借在洋商和華商之間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地位，買辦一時成了經濟上的暴發戶和政治上的特權者。

　　星轉斗移。當今，一大批供職于“洋行”的海歸被社會稱作了精英，“買辦”一詞似乎銷聲匿跡了，然而其歷史存遺的“買辦”痕跡并未完全被抹去，甚至在某方面更加發揚光大。買辦有無祖國，暫且不去議論，但祖國始終把“買辦”當作游子卻是不爭的事實。

　　前不久，就職于摩根士丹利的亞太區經濟學家謝國忠辭職，就引來了國內許多“惋惜”和“憤懣”。據介紹，謝國忠擁有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此前曾在新加坡的麥格理銀行企業財務部工作了兩年，在世界銀行工作過5年時間。謝國忠辭職，本來也沒什么大不了，一個在洋人那兒打工的，怎能用在國內也被淘汰的“終身制”來套呢？由于洋人給了謝國忠一頂“摩根士丹利亞太區經濟學家”光環，所以謝國忠每每發言總會招徠“聚光燈”。話說：吃人的嘴軟。作為所謂亞洲排名前位分析師的謝國忠，其聲音既是本人的，更是摩根士丹利的，不然報道為何要說“離職與電郵內容外泄有關”？

　　簡歷顯示，謝國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路橋系，1987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碩士，1990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銀行，擔任經濟分析員。從學業和職業上來看，謝國忠只能算半路出家，對

中國經濟不太可能有深入了解，按道理在對中國經濟的評論上不應該有那樣大發言權或影響力。那么，這些“權力”是誰給的呢？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造就了“謝國忠”品牌。

　　話說，在做學問上，適合當謝國忠老師傅的，許小年無疑是最佳人選。從簡歷看，許小年1953年出生，1981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獲工業經濟學碩士學位；1981年-1985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1991年畢業于加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1年-1995年，在美國馬薩諸塞州Amherst學院擔任助理教授；1996年，任世界銀行咨詢師；1997年-1998年，任美林證券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1999年加盟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被聘為研究部董事總經理；2004年2月，被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聘為全職教授。在中金公司期間，許小年曾經發表“中國股市推倒重來論”，引發證券市場震蕩。

　　據悉，2003年11月中，中國國際金融公司內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主持者為中金公司的掌舵者朱云來。平時鮮少出現在員工面前的朱此次目的無他——向研究部員工驗證一條懸疑已有時日的傳聞：研究部總經理許小年于2003年年末離開中金。此前，早有消息稱許有意離開—— 一說為他與中金高層交惡，一說他在中金兩大股東建行與摩根士丹利的公司政治中“站錯隊”而被迫出局——均為不歡而散。在中金內部，對于許小年的評價也分成兩種。喜歡他的人認為他有書生氣，堅持個人主見，而不喜歡他的人則認為他性格固執、脾氣暴躁。據說這正是他去職的關鍵原因。評論者認為——無論如何，進入摩根士丹利后，許小年需要盡快調低自己的姿態。摩根士丹利已經擁有一位在業內廣有名望的亞洲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雖然在職務上兩人不會有直接沖突，但一旦對某一觀點各執己見，向來高聲發言的許小年將只能保持安靜。

　　許小年離開之際，人們最關注的是小年去處，倒沒什么情緒宣泄，這或許與小年供職單位的中資“含量”有關，否則打報不平也許不會少，發泄一回“中國式”憤懣，就如同謝國忠被炒后情形一樣。其實，不過是一場“書生氣”罷了。

　　記得年初，為了一個話題曾與張五常先生斗過氣。最終，五常先生以“盲拳打死老師傅”收場，筆者則用“誰又能說張五常不可愛”擱筆。話說，對小年和國忠來說，盲拳打死老師傅的大有人在，胡祖六便是其中佼佼者。胡祖六生于1963年，為清華大學工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美國高盛投資銀行經濟研究執行董事。曾任瑞士日內瓦-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與研究部主管。1991年至1996年間任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官員，先后供職于亞太局、財政事務局和研究局。

　　據說，胡祖六在各種場合積極呼吁，國內相關機構應消除外資進入金融業的“非理性恐懼感”，他的論據之一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銀行不良資產率與該國金融開放度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他還認為認為,關注金融安全問題是完全有必要的。分析指出，作為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也切身實踐著他的理論。2005年股權交易和并購事件發生頻仍，高盛參與了中國網通集團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收購案，及

平安保險公司10億美元的股權出售案。高盛在亞洲的業務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來自于中國,超過了日本。據說，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對其“老師傅”來說，胡祖六高明之處在于“輕聲說重話”——你幾乎意識不到他是高盛資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

　　常言道：言多必失，事多必誤。對于常在河邊走的胡祖六來講，終究會有哪有不濕腳或失蹄的時候。信不信，等著瞧！到時候，可千萬不要再去大驚小怪，否則誰都要說你“不可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