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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報
“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國有企業在境外上市過程中，涉及國有資產流失不少于600億美元。”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一語既出，一片爭議聲就嘩然而起：反對者大有人在，支持者恐怕也不乏其人。1993年，青島啤酒(資訊 行情 論壇)成為第一家境外上市的國有企業。應該說，十幾年之后，反思一下大中型國有企業的境外上市之路，對于今
后國有企業改制上市路徑和中國經濟發展策略的選擇，肯定大有裨益。這里的關鍵之處在于，我們應該本著一種怎么樣的態度和遵循一種什么樣的方式進行這種反思。
就事論事地看，“國有企業在境外上市過程中，涉及國有資產流失不少于600億美元”的說法確實可疑。國有企業通過境外上市，除了籌措到在改制過程中急需的資金，還在上市后，借助于海外成熟資本市場的剛性約束，改善了公司治理結構，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獲得了國際上先進的管理理念，使處于控股股東地位的國有資產獲得了增值，這筆賬要不要算？從一定意義上說，海外資本市場其實是我們不少國有企業獲取后續發展動力的加油站。
至于“優質國有企業大規模境外上市加劇我們自己的資本市場的空心化和邊緣化”的說法，更是站不住腳。國有企業境外上市和內地資本市場的邊緣化傾向之間，究竟誰是蛋誰是雞，先有蛋還是先有雞，并不是什么說不清的事情。即便現在，我們自己的資本市場對于擴容傳聞也還是不時地呈現出一種杯弓蛇影式的恐懼，更不要說十年前、五年前，對于國有企業的大規模上市，這個市場能有什么樣值得期待的容納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國有企業在境外上市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不少于600億美元”這個略嫌情緒化的說法，不過是倡言者為了吸引輿論對于國有企業境外上市問題的關注，而刻意制造的一個噱頭；他內心里所期望的，其實還是人們對于這一問題的理性思考。所以，業界以及學界接下來應該本著一種怎么樣的態度和遵循一種什么樣的方式做些什么，已是不言自明。(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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