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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樂
《中國經營報》：作為三九集團能夠發展到今天的重要推動人物，趙新先最終被抓。你如何看待這種“悲劇”式的結局？
朱恒鵬：我們很難將趙新先的案件作為個案來看待，也很難將其起因歸咎于他本人
，這與此前的伊利鄭俊懷、紅塔集團褚時健這些案例之間都有某種必然的聯系。我覺得，接下來還會出現其他類似的情況，因為我們的機制缺陷。
趙新先實際上是目前我國企業經營內外部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的犧牲品之一。所謂外部機制就是企業經營的整體環境，而內部機制則是公司的治理機制和內控機制，這兩者的不健全，才有了趙新先今天的悲劇。
《中國經營報》：機制不健全是普遍存在的問題，為什么只有趙新先最終落到了現在的結局？
朱恒鵬：這恰恰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因為我們的市場環境長期處在一個“混同均衡”的狀態之下，也就是說，“好人不一定有好報，壞人不一定有壞報”。這種經營環境恰恰誘發了趙新先作為一個企業家的“賭性”。既然做了好事不一定有好下場，做了壞事不一定遭報應，那索性就違規操作。
《中國經營報》：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三九集團至少從表面上看還是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構，為什么從內部沒有能控制住這種極度擴張的決策？
朱恒鵬：其實，大部分國企上市公司都面臨這一問題。雖然有董事會，但最終是形同虛設，所有的重大決策仍然是“一把手拍板”。這是從原來國有企業中繼承下來的很不好的管理機制。
這實際上反映的是國企上市公司所有權缺位的問題。“一把手”不是企業的所有者，因此，他所做出的決策無論是否存在風險，對于個人而言均沒有太大影響。而且，我國對于國企上市公司高管通行的做法是，如果沒有違法犯罪問題，即便因決策失誤造成了損失，也只是平級調動。在這樣的情況下，高管對于決策風險的評估往往也會被忽略。如果不解決這類問題，類似趙新先這樣的事件還會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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