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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棟
唐萬新“曾經以開越野車獵殺野豬為人生最大快事，如今……高墻內每日鍛煉身體，看書讀報學英語，還參加了北京大學考古學的函授課程。”這是某報對“德隆案”主角的最新報道。接下來該報道聲稱，“專家認為，考慮到唐的自首和配合調查的行為，唐萬新的刑罰還可能從輕。最終獲刑5～10年的可能性很大。”
12月14日，唐萬新正式被武漢市檢察院提起公訴，兩項罪名分別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當此之時，讀到上述報道，使人忍俊不禁，又使人大吃一驚。忍俊不禁者，乃唐掌門時至今日仍是一副得道高人的作派，連所選修的課程都是北京大學的考古學；大吃一驚者，則是媒體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法官。
唐萬新做了什么？檢察機關的起訴書稱，唐萬新指示下屬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從2001年6月至去年8月，與社會公眾簽訂委托投資協議35890份，變相吸收公眾存款450億余元，最終造成172.18億余元無法兌付，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此外，起訴書稱，唐萬新組織人操縱新疆屯河、合金投資、湘火炬A的股票價格，從中獲利98.61億元，涉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
有意思的是，在德隆崩盤數個月前，德隆董事局還在北京懷柔通過了《德隆企業文化建設工程(三年)項目建議書》，仍在孜孜不倦地建設企業文化。說起企業文化，在德隆那可不是一般的重要，德隆“有時投入幾千萬進去卻發現與德隆的投資理念、企業文化不一致，那就賣掉。”幾千萬似乎不值一哂。于是乎，德隆規劃了十幾個行業，力求即使不是在國際領先，也要在國內第一，例如杏醬產業、番茄產業、電動工具、園林工具等等。但是，最終的事實證明，空談無益，扎扎實實地經營最要緊。
至今，唐萬新仍對文化念茲在茲，不去學習自己最需要學習的經濟金融知識、企業管理知識、有關的法律法規，而是去選修考古學，真是一幅妙趣橫生、意味深長的圖畫。
再回到這篇報道本身，所謂的“專家”認為，唐萬新的刑罰可能從輕，最終獲刑5～10年的可能性很大。不知道是文中的專家是何方神仙，高姓大名？在法院剛開始審理之際，就這樣引導社會大眾產生一種對判決的預期，是不是一種“策略性報道”？
《刑事訴訟法》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在法院的判決書沒有下達之前，盡管檢察機關起訴唐萬新等若干罪名，但是任何人、任何文書，都不能提前確認唐萬新有罪，甚至是若干年刑罰。更不能替法院認定“唐的自首和配合調查的行為”。
在中國金融體系、證券市場里，德隆怪胎的誕生、成長、覆滅過程中，媒體的“策略性報道”一直沒有缺席。翻開連篇累牘的德隆史我們更能夠有這種強烈的沖擊感覺，無數的正面、側面褒獎德隆的文章提醒我們，在唐萬新等走上審判臺的關鍵時刻，媒體發言，一定要注意既不能缺位，但是也決不可越位，以免給法官和民意不經意間設置一個路徑。
這是對唐萬新等人的公平，對172.18億元的資金“窟窿”受害者的公平，也是對承受德隆老三股崩盤損失的小股民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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