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雜談：顧雛軍進入科龍是否為正常商業行為

　　年終系列評論

　　顧雛軍案發后，反映最激烈的是網民，而最激烈的譴責對象卻不是顧雛軍，而是當初在“郎顧之爭”中站在顧雛軍一邊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

　　署名“狗仔經濟人”的網民在網上寫道：“看看結果，這場爭論中敗的最慘的應該是

中國大陸那些號稱精英的經濟界學者，更可悲的是這群人的集體淪喪，中國政府的改革也許要這些人來出謀獻策，也許可以弄些‘GDP持續高速成長’出來，但中國的大眾能指望他們嗎？他們在整個爭論中難道看不清嗎？對比一下我們這些網民，好多人本來已經看得清清白白，也正是被這些人搞的頭大，他們這些人夠聰明，認為顧如果躲過這一劫，他們就可以打敗郎，繼續當寄生蟲，繼續欺騙我們這些愚民，但就是憑這些聰明就配當中國的‘精英’嗎？他們難道就不能表現一些睿智，一些大氣，這也許是他們只敢稱自己為精英，而不敢像魯迅那樣被稱為脊梁的原因。”

　　狗仔經濟人真心希望新社會還能出現魯迅式的人物，自己也清楚不應該把精英類比脊梁，但是實在是不吐不快。

　　郎咸平指責顧雛軍“七板斧”侵吞國有資產，顧雛軍在香港告郎咸平誹謗，郎顧之爭形成一段公案。其后，媒體指認大陸經濟學家在郎顧案中集體失語，引出張維迎教授善待中國企業家的呼吁，引出周其紅教授國有企業改革不容否定的義憤填膺，當然更有一批所謂非主流經濟學家“挺郎”而出推波助瀾，最終引出了現在被人公開在網上的科龍創業20年座談會所謂“挺顧”黑名單。

　　郎顧案會演繹成一場對主流經濟學家的聲討，這恐怕是方方面面都不曾料到的。這種聲討表面上看圍繞良心和道德展開，實際上是對主流經濟理論，尤其是產權理論對中國改革實踐的反思。

　　反思是正常的，但是這種反思由一個香港學者而引發就多少具有諷刺意義，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經濟學家的獨立性上哪去了？

　　當然，這并不見得就意味著郎咸平的高尚，更不意味著郎咸平關于國有企業理論的正確。

　　郎咸平，早年在臺灣工商時報作過記者，后來赴美留學，專攻財會，上世紀90年代晚期應聘于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領域和專長主要集中在亞洲家族企業的發展。郎咸平在內地的成名始于對德隆系的評論。其時在香港教書的郎咸平已經決定在內地謀求發展空間，因此，適時將目光轉向內地的資本市場，德隆只不過是郎關注的第一個目標，德隆之后郎成平又把目光集中在海爾、TCL、四川長虹(資訊 行情 論壇)這樣的國有大型企業的M BO上。

　　具體到科龍，郎咸平實際上并不是一開始就和顧雛軍為敵的。據媒體的報道，顧雛軍最初曾通過中介人介紹約請郎咸平正面評價科龍以維護科龍在H股市場的表現，郎咸平也的確曾在內地出版的由他任顧問的《新財富》雜志上發表過正面評價顧雛軍的文章，指出，至少顧雛軍在科龍只領1元錢的工資是別人做不到的，這對于恢復科龍的市場形象有好處，對改進科龍的公司治理也有好處。

　　既然郎咸平肯定過科龍，那么，郎咸平又為什么把攻擊的目標對準科龍呢？在水皮看來，合作不愉快可能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前者郎評論的是顧進入科龍的意義，而后者抨擊的是顧進入科龍的手法，也許正是前者的合作才“燒香引鬼”，引出了后來的官司。

　　郎咸平是個學者，不是一個完人，文章寫多了，也就“言多必失”，但是這不能影響他對科龍的批評，也不能影響我們對他批評科龍的認識。郎咸平說的對不對，就事論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從實踐來看，郎咸平對顧的抨擊對不對呢？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顧雛軍都進去了，難道郎咸平還有錯嗎？

　　但是，在水皮看來，這兩者并沒有因果關系，顧雛軍進去并不是因為郎的指控，因此并不能就此得出郎咸平當年對顧指控的正確。當然，話反過來講，也不能因為顧雛軍這四年來一直在經營科龍，就否定了郎咸平對顧指控的正確性。

　　水皮在這段公案開始的時候就撰文指出，郎咸平以一個香港學者的獨特身份和視角敏銳地指出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問題是難能可貴的。郎咸平的價值差不多等同于那個皇帝新裝里的說實話的小男孩的價值。

　　中共中央在國有資本的結構性調整上提出的說法是“有進有退”，但是到了下面就變成了“國退民進”，國有資本從競爭領域退出的說法到了下面就變成了一賣了之。

　　這種情況，中央不是不知情。朱镕基在當總理時曾經在大會堂當著3000多名北京各部委的干部大罵曾經任山東諸城市委書記的“陳賣光”。因為“陳賣光”不但沒有受到什么處分，反而升了官，并且在數年后回過頭來評論當初執批評態度的朱镕基，“早晚都是賣，晚賣不如早賣”。而現實是，如今縣以下的國有企業基本都已經被賣光了，不但賣光了老企業，而且很多地方明文規定，縣里不再搞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該不該一賣了之是個理論問題，而國有企業亂賣一氣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則是一個現實問題。理論問題可以爭論，而現實問題不能回避。前者是一個認識問題，后者是一個犯罪問題。

　　連中央都清楚的問題，朱镕基總理都忍無可忍的問題，難道身在現實中的中國經濟學家們會惘然無知嗎？

　　不會的。

　　那么，他們為什么視而不見呢？

　　事實上，這涉及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那就是當代中國的產權革命為旗幟進行的國有企業改制實際上就是一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為了心照不宣地推進這個過程，主流經濟學家有兩種顧慮。一是擔心被扣上新左派的帽子，被當作改革的阻力，二是擔心由于對改革過程中問題的批判和揭露會導致改革本身的流產，這才是真正的得不償失，因此，大家不約而同的選擇了沉默。

　　事實上，沉默的不僅是經濟學家，更多的是地方官員，他們自己通常就是這種交易的當事人，又怎么會履行他們公共治理的職責呢？

　　郎咸平對顧的指責是不公平的，郎咸平的指證對象更應該是順德市政府。如果說顧在收購科龍中做了什么手腳的話，那么，首先要追究責任的就是順德的地方官僚，因為正是他們決定把科龍賣給了顧而不是別人，賣的是這個價而不是那個價，再通俗的講，顧如果有問題，那么他和順德地方官僚的關系是一種行賄與受賄之間的關系，行賄者固然可惡，但受賄者更可恥。

　　水皮提醒大家一個事實，顧雛軍從進入科龍到被趕出科龍，并沒有人對其進入過程的非法性作出過調查，順德方面也沒有人為此而丟官棄職，媒體也沒有相關丑聞的報道。

　　這說明，或者順德政府不作為，或者顧進入科龍是一個正常的商業行為。（評論八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