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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森林
據媒體報道，64歲的原三九企業集團董事長趙新先于上個月被深圳檢方刑事拘留。對于這個消息的到來，筆者并沒有感到意外。三九集團侵占上市公司巨額資金、對外負債近百億，這個責任總得有人來扛。趙新先不扛，還有誰能扛呢。
但是如果把這樣一個結果作為三九集團問題的一個結局，筆者認為未免草率。趙新先與三九集團的問題，不僅僅是誰要對債務負責這么簡單，在債務之外，我們更應該看到，趙新先的問題，實質上是如何定位創業型企業家與企業、與政府關系的問題。趙新先的困惑，同樣也是仰融、褚時健、李經緯、倪潤峰等“落馬”企業家的困惑。如何確認和體現創業者的價值，在實踐領域，至今仍然是一塊空白。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不明確這個問題，就無法保證趙新先式的問題不再出現。
沒有趙新先就沒有三九集團。1985年，趙新先攜帶“三九胃泰”等科研成果和500萬元借款南下深圳，在筆架山下的荒地上創辦了南方制藥廠，幾年后，三九集團迅速成長為國內一流的制藥企業。用趙新先自己的話說，技術是他貢獻的，啟動資金也是他借來的，國家雖有出資之名，卻無出資之實，但是，因為體制上的原因，三九集團被定義為國有企業，他只能以一個企業管理者的身份出現。
盡管趙新先在位時，是當作三九集團的“教父”，但是管理者的身份決定了，這一切將隨著他的退休而突然消失，三九集團將不再與他相關。對于這樣一個結局，作為企業創始人的趙新先會怎么想呢？他對三九集團的歷史貢獻價值怎么體現呢？
體現企業家價值最好的方式可能是股權激勵，可是這個在理論上十分清晰的問題，在實踐中卻是個實實在在的難題。趙新先早就看出了這個問題，所以他也曾想過推動三九集團的產權改革，但是一直到他離開三九集團，這個問題還是懸而未決。
作為企業的一把手，趙新先理應為三九集團管理混亂等問題負責，但是如果把責任全部歸咎于他，似乎又不太公平。畢竟，這里面有相當多的體制性因素。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在褚時建、李經緯、仰融、趙新先等相繼“出事”之后，我們的體制改革步伐仍顯得十分遲滯，而一大批類似的企業家仍然找不到方向。
企業治理結構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管理層約束與激勵機制。期股、期權是體現創業型企業家創業貢獻的有效方法。通過期股與期權結構的設計，可有效體現創業型企業家在企業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通過合理的優惠條件，可以兌現創業型企業家的歷史貢獻。如果管理層激勵能早日在三九集團身上運用成功，趙新先式問題或許不會出現。
趙新先最終未能全身而退，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如果我們不首先從制度上解除趙新先式的困惑，下一個趙新先還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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