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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強:對股權分置改革下股市十點建議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2月06日 16:35 新浪財經

  韓強

  目前大家都很關心股市,對市場的連續下跌議論紛紛。在深滬股市開戶的有7800萬,相當于3900萬股民,如果按三口之家計算,大約1.1億人與股市有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下崗職工和退休人員參與了股市,目前絕大多數股民被套牢,已經影響了他們的消費和購買力。所以,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化解當前的被動局面應該提高到社會和諧的高度來認
識,我認為當前的主要任務不是用資金救市,而是對政策進行相應的調整,提高證券市場的公信力,形成有序化的穩定。

  改革好象一盤棋,既看全盤也要看局部,下圍棋先做活一個角,然后再擴充,全局就活了,不能滿天飛式的擺棋子。改革要因勢利導,順應民心。既要有全局性方案,按照先易后難的的方式有步驟地進行,又要有局部的方案,這也好比是下棋,先活一片,再擴大地盤,地盤擴大到一定程度,全局就活了。這需要細致的工作,要抓主要矛盾,既不要八仙過海式的各種“對價”方案一起上,也不要搞搭配,把保薦人的利益、權證及公司高管的股權激勵捆綁在一起,四面出擊會顧此失彼,所以管理是藝術。

  (一)、“股權分置”和“全流通”都是模糊的概念,“股價分置”、市場分割才是本質。

  辯證唯物主義要求我們研究問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近兩年來,A股市場上流行兩個似是而非的概念——“股權分置”與“全流通”。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點就是概念模糊,而證券市場是現代經濟的產物,它要求我們必須使用準確的概念,在考查世界證券史的過程中,我發現,中國證券市場并沒有“優先股”,也沒有發行過優先股,在國際市場上優先股和普通股是分置的,所以,A股市場并不是股權分置,而是股價分置,市場割裂,A股并沒有價值評估體系,只是按照簡單的市盈率發行,形成了高溢價,因此同一公司在內地和香港發行價格差距很大,所以,A股市場最怕QDII,道理很簡單,如果能買到1.66元港幣的中石化,誰還買4.22元的A股?最近交通銀行在香港發行價格也很低。所以,A股市場要解決的問題,并不是所謂的“股權分置”,而是高溢價發行,因此建立健全價值評估體系,不要再搞市盈率發行,才能徹底改變一年好,二年差,三年就被ST的局面,這才是問題的實質。大家想一想,如果“全流通”仍然是高溢價發行,那么,市場會陷入更大的風險之中,大股東會利用高溢價發行的巨大差距進行拋售,認購者會受到更大的損失。所以,必須解決的是股價分置,高溢價發行,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所謂A股流通股與非流通股(指不在二級市場流通的股票)的分置,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股權分置”,而是“價格分置”,高溢價發行流通股,讓流通股為非流通股增加凈產值做貢獻,我們看到很多公司發行新股之后凈產值翻倍的增加,比從事生產來錢還快,所以跑上市已經成了當前經濟領域的一大景觀。

  由于市場割裂B股、H股購買的股票遠遠低于A股投資者的成本,客觀上就形成了A股投資者為B股、H股做貢獻的效應。形成了同股同權不同價的局面。因為所有的持股者都有參加股東大會的權力,投票權和分紅權都是一樣,并沒有因為A股的認購者和二級市場的購買者出錢多,可以一票變兩票,分紅可以增加一倍。

  應該明確。我們現在進行的改革,不是“全流通”,也不是“股權分置”,而是解決“股價分置”,高溢價發行新股的歷史遺留問題(最近兩年新股發行價已經降低)。

  (二)、引入優先股解決歷史問題

  世界上有百分之百全流通的股票嗎?沒有,因為有優先股和普通股的區別。

  2000年8月29日《證券時報》有一篇《第三條道路?——“國有普通股轉化為優先股”的退出策略》,對優先股進行了詳細的介紹,而在證券知識的書籍中也都有介紹。優先股與同普通股相對應的一種股權形式,持有這種股份的股東在盈余分配和剩余財產分配上優先于普通的股東。但是,這種優先是有限度的,即在通常情況下,優先股股東的表決權要受到限制或者被剝奪。國外股份公司中,這種股權形式早已存在,并且優先股股東權益的具體形式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優先股的特點有:股息率固定;股息分派優先;剩余資產分配優先;一般無表決權。

  優先股主要可以分成幾類:累積優先股和非累積優先股;參與優先股和非參與優先股;可轉換優先股和不可轉換優先股;可贖回優先股和不可贖回優先股;股息率可調整優先股和股息率固定優先股。

  優先股在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司空見慣,但在我國股份制改革中尚未出現。

  2005年優先股在美國再度受到投資者追捧,投資者希望通過購買優先股在低利率環境中取得更好的收益,并避免受到股市漲跌的沖擊。6月大都會保發售了15億美元的優先股,股息率為6.5%,為有史以來保險公司規模最大的一次優先股發行。

  我建議在《證券法》、《公司法》的修改中,對優先股的細則進行補充,在將來的股票發行中,發行適當的優先股,同時這次解決“股價分置”的改革中,也可以引進“優先股”,對于超級大盤股,可以劃出一定比例的優先股,交給社保基金,這樣既有利于做實社保基金,也可以避免直接沖擊二級市場。也可采取對應比例的方法,根據已經在市場上流通的比例,從非流通股中劃出相應的比例參與二級市場,例如某公司原來30%流通,就再劃出30%參與流通,其余的轉為優先股,享受優先股待遇。因為A股市場的問題是長期積累的,情況特殊,所以應該用特殊的方法解決歷史問題。也就是說,把國際上優先股與普通股的概念引入A股市場,解決歷史問題。

  (三)、綜合的新老劃斷方法

  2001年12月1日,我在《證券市場周刊》第95期發表《國有股減持:關鍵是縮小價格差距》一文,指出“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考慮,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法人股占三分之二的問題當做‘歷史遺留問題’,通過后續的方案和證券市場發展逐步消化。當前的迫切任務應該是在新股發行時就調整國有股、法人股在總股本中的比例關系。”也就是說,新股發行增加流通股比例,縮小非流通股比例,降低發行價,這樣兩三年內就可以積累出200家公司,然后再進行可流通的改革。這是一種過渡性的方法,可惜,我的建議沒有被采納,如果我們現在有這樣200多家公司,那么改革就很順利,也用不著在試點中搞什么“對價”了。

  2004年3月《證券時報》約我寫一篇“中小企業板”的文章,我當時請她向深交所反映情況,不要著急,等一兩年,直接上可流通股的中小企業板,可以做一個示范,這主板與中小企業板比較一下。這個建議也沒有被采納。

  我認為改革好象一盤棋,既看全盤也要看局部,下圍棋先做活一個角,然后再擴充,全局就活了,不能滿天飛式的擺棋子。

  現在我提出“綜合的新老劃斷”方法:

  考慮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結合新老劃斷,我提出利用殼資源的重組式全流通方案。因為深滬股市已經有一批凈產值很低的股票,甚至在一元面值以下。這些公司的大股東處于弱勢,同時地方政府也希望給這些公司找找出路。另一方面新要發行,在股市低迷的情況再發行新股,市場也難以承受。所以,讓想上市的公司花錢買路,對弱勢公司進行重組是一個新老劃斷的好辦法,同時也解決了新老劃斷的問題。

  具體操作方法是:非流通股按照流通股的對應數量縮股。例如非流通股是7000萬,流通股是3000萬,那么非流通股也縮到3000萬,用原來的凈資產值核算,縮股后每股凈產值增加,沒有什么損失,然后以新的凈產值賣給擬上市的公司,老公司退出。新入主的公司以縮股后的凈產值溢價10%向原流通股發行股票,并承諾三年不賣出股票。三年以后,以每年不超過非流通股的5%的比例進入二級市場,10年以后達到名義上的可流通。這樣,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的利益可以平衡。

  上述方案是老公司向新公司以凈產值出售股權,所以國資委不會有意見,同時也可以引入保薦人制度,但是保薦人必須簽署法律保證證書,說明應該承擔的責任。同時老公司必須完全退出,不再以任何形式介入新公司,也就說是徹底換血。

  解決問題如果從最薄弱的地方入手可能更容易些,上述方案不會產生老公司的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的爭議,因為老公司是退出者,同時流通股因為持有原來數量不變的股票也不會有意見。新入主的公司是以老公司縮股后的凈產值溢價10%發行新股,達到了上市的目的,也不會有意見。因為承諾三年不出售非流通股,流通股也不會因為溢價10%而有意見,因為保持自己股票的的數量不變,又得到了新公司股票,也會滿意。這樣就避免了原來的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的尖銳矛盾,同時也讓新公司的非流通股與流通股形成了新的平衡。由于發行新股后流通股的數量超過了非流通股,就為將來的可流通(可流通不等于全賣出)減少了震動,同時流通股是分散的,非流通股仍然保持大股東的地位。

  從建立和諧社會的觀點看,利益平衡是關鍵。解決問題要抓住關鍵點,從矛盾最薄弱的地方入手,同時要因勢利導,那些凈產值已經低于面值的公司大股東想找出路,地方政府也想幫他們找出路,給他出路不會不要,還可以進一步因勢利導,用本地的新公司代替老公司,這樣當地的上市公司數量并沒有減少,當地的領導有了面子,也就有了積極性。當然,這個過程要嚴格按程序進行,而且要建立明確的法律責任制,誰出了錯就追究誰的責任。

  要貫徹科學發展觀,就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從平衡各方面利益出發,這就是領導藝術,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就能找出好辦法。同時改革是一盤棋,既要從全局著眼,又要選擇突破點,目前重組績差公司,用新公司的股票替換股民手中的老股票,最受歡迎,同時也表明政府糾正那些績差公司包裝上市、高價發行的決心。可以先選擇一個省,由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協商,用新公司代替績差公司。

  (四)、取消保薦人參與股改,節約改革的成本

  2003年12月證監會發布的《證券發行上市保薦制度暫行辦法》的有關規定,保薦制度只適用于證券發行上市的行為。《暫行辦法》第一條規定:“為規范證券發行上市行為,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和證券經營機構執業水平,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根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制定本辦法”。第二條更是明確規定:“本辦法適用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和上市公司發行新股、可轉換公司債券”。

  2004年《證監會關于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問題的通知》的規定:“在董事會就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做出決議的兩個工作日內公告董事會決議、獨立董事意見、股權分置改革說明書、保薦機構的保薦意見、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并申請公司股票復牌。”《試點通知》與以前證監會關于保薦制度的規定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要在股改中引入保薦人,就必須對2003年12月證監會發布的《證券發行上市保薦制度暫行辦法》進行補充,或者廢除原文件,重新發布新文件,否則保薦人介入“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就不具有合法性。

  保薦人協助公司大股東做方案,當然要賺錢。這是搭試點的車,撈一把。其實公司開個董事會也能出方案,多了這一步,就是照顧券商。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做方案沒有硬性要求誰能誰不能做——其實‘傻子’都能做,如從擴股方案看,一般以非流通股10送3的杠桿為衡量,還有的是10送2.5;但從監管部門的指引上有三個保薦人要簽字的原則,并由券商來做方案,但方案沒有法定要求,上市公司自己也可以做;原則上方案的出臺是以上市公司意見為主,討論后再做成股改說明書,券商還當不了家。”。(《監管部贈送保薦機構大餐 暗箱操作后果難以想象》《經濟觀察報》 2005年7月9日)

  一位第二批試點公司的保薦人說,IPO和再融資項目中,保薦機構收費與承銷規模掛鉤,相對客觀、穩定,而股權分置改革中保薦機構收費與對價多少掛鉤,有可能導致上市公司非理性對比各家保薦機構提出的對價,從而直接影響到股權分置改革本身。另外,從工作量、方案的技術含量、支出成本等來看,保薦機構在股權分置改革中的付出都低于其在IPO和再融資項目中的付出,但股權分置改革有著史無前例的開創性、復雜性,1%的下限規定是比較合理的,不宜再往下調。

  但付費的一方——上市公司并不這樣認為。一家上市公司董秘說,各家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與流通股股本規模、送股比例各不相同,而這直接決定了對價的多少和保薦機構收費多少,因此不宜“一刀切”,建議根據股本規模、送股比例等因素規定不同檔次的付費標準。(《保薦機構股改收費標準漸明僅顧問費就達150萬》《中國證券報》2005年7月15日)

  清華同方的公關費和保薦費已經花費了1000萬元。45家保薦機構得天獨厚地分享著1000多家股權分置改革的饕餮大餐,股改不僅向保薦人輸送利益,更嚴重的是干擾了市場的秩序,損害了市場的信用。

  中金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貝多廣說,由此帶來的負作用太大,純粹成了內幕交易,就好像“莊股時代”又回來了。證券公司都去做新的業務增長點的方案,但投行們也都知道,靠這個真正掙不了什么錢,了不起有100、200萬的收入,但為什么要做?

  “奧妙在于做方案的同時(價格還低,處于保密階段),旁邊的關聯買家就進場了;而且方案已報證臨會報批的同時,接下來就是一場內幕交易。”貝多廣言畢,頗有些激動。

  經濟學家韓志國對此頗有意見:“都是一些利益集團在其中,每家200萬至300萬的證券公司保薦人所得背后,是一個市場變成幾個市場的做法。普遍存在暗箱操作,而一旦入市資金托不住,其惡劣后果難以想象。”

  如果我們從市場上看,有些試點公司在公開前就已經大漲,到方案公布后就回落或小漲,一旦方案完成,就大幅下跌。這似乎印證了貝多廣所說的“內幕交易”。

  我們建議保薦人立即退出“股權分置改革”,這不僅可以節約改革成本,而且有利于維護市場秩序,決不允許特殊利益集團在“股權分置改革”撈一把。現在提倡節約社會,各方面都在節水、節電,為什么股市不能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保薦人費、公關費,要落到上市公司頭上,最終還是影響投資者的權益。如果真心實意地搞改革就要考慮交易成本,達到投資者利益的最大化。

  (五)、不要把權證、高管的激勵與“股改”捆在一起

  現在權證重出江湖了,不僅打著創新的旗號,而且號稱是“為解決股權分置服務”。權證是什么?是金融衍生品,與期貨有相似之處,其風險是很大的。而且象寶鋼、長江電力的主力是基金等機構投資者,一旦權證上市交易就會引起多空雙方的博弈,這不僅要消耗大量的資金,而且會引起更大的風險,甚至會出現類似327國債期貨那樣的風險。大家都知道巴林銀行的一個交易員因為期貨使一個銀行垮臺,中海油因為期貨導致了巨大的損失。這并不是聳人聽聞,因為我們這個市很不規范,制度不健全,控制風險的能力很差,現在進行金融衍生品(權證)的交易,很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造成機構之間的矛盾各沖突,使中小投資者受到巨大的損失。

  深滬交易所打著“解決股權分置”的旗號,推出權證,無論多空雙方誰輸誰盈,手續費照收不誤,交易所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這里我們不得不提醒管理層“解決股權分置”要有誠意,用普通投資者,甚至是專業機構都很難把握的“權證”進行所謂“創新”,還有的公司把股權激勵與“解決股權分置”捆一起,這不僅會引起市場巨大的風險,而且會由此引起不同利益層的矛盾,這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

  (六)、對“補償”的各種誤解必須澄清

  最近,深滬股市連續下跌,市場傳言非流通股給流通股的“對價”,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因此股改將發生變化,一時間各種消息滿天飛。為什么在股改過程中,不斷地出現各種傳言呢?我們認為,一些部門的同志有誤解。

  第一,有些人不同意給股民補償,理由是股市下跌了,股民要補償不對。這是一種誤解。

  改變游戲規則,要給股民補償,因為是政府改變規則,所以要負責任。流通股要的是新股發行不合理高溢價的補償,不是股市下跌的補償。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換言之,無論股高漲跌,只要非流通想進二級市場,就必須給流通股補償。因為原來“暫不流通”的潛規則,不符合三公原則。

  第二,有的同志提出,股票多次轉手(指二級市場)不應該給補償。這又是誤解。二級市場的股票是由一級市場來的,流通股要的是一級市場發行發行時潛規則造成不公平的補償。證券市場專業考試國際分冊第一頁,舉的典型例子就是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各州政府發行的債券多次轉手,統一后聯邦政府一律按債券面值和利息兌現,并沒有說不是我發行的,我不管,誰讓你買的。這就叫政府的誠信,從此后債券發行大增。所以,道理是一樣的,即使二級市場多次轉手,也應該對一級市場潛規則造成的不公平給予補償。

  第三、國家股是全國人民的,補償流通股不行。這是把13億人民與7000萬股民對立起來,不利于用緩和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里必須注意,新股發行不合理高溢價是11年潛規則造成的。如果以國家股是13億人民的進行辯解,那么寶鋼可以增發、增發、再增發,因為國家股是13億人民的,為13億人民就可繼續增發。顯然這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我認為,新股發行不合理高溢價是11年潛規則造成的不公平,現在要變成所謂“全流通”的新規則,就應該給流通股補償。同時非流通股也不吃虧,因為二級市場的價格遠遠高于非流通股的凈資產值。大家看一看香港市場的H股,流通股的價格高都于凈資產值,內地A股市場也是如此。所以,非流通股得到的是增值。

  (七)、必須嚴辭查投票中的造假事件

  最近,媒體不斷爆出博匯紙業、西山煤電、鄭州煤電、思源電氣等公司的“投票門”事件,似乎股改投票的黑幕有越演越烈之勢。《證券導報》記者從某券商處了解到,為了使公司的股改方案獲得通過,匯源通信出臺了一份針對流通股股東的 “鼓勵政策”,這個“鼓勵政策”的核心就是——投贊成票,可喝瀘州老窖。看到了這些,不禁讓人們想起了2000年的“基金黑幕”,當時上交所的趙瑜剛揭露了基金黑幕,但是很快被以“泄露機密”而受到處分,離開了交易所,隨后又曝出基金超額認購新股的事件,以至證監會基金部經理張景華,用公開信的形式對基金的違規行為進行警告,但是不久,張景華也離開了證監會。今年又出現保險公司質疑封閉式基金利用交易保障社保基金收入的情況,就在投資者疑惑之際,投票被篡改的事件又被除數揭露。股民在問:為什么所謂“黑幕”事件層出不窮,管理層和交易所是怎樣進行監管的?

  伴隨著“投票門”事件的傳言還有很多。有的說國有上市公司的大股東缺乏股改動力,不想全流通、不想支付或想少支付對價;有的說有些管理部門為了股改成績運用行政手段硬逼上市公司加快股改步伐,甚至越俎代庖直接參與運作;還有說加快股改和爭取上市資源以及各地方之間的經濟利益競爭有關……

  各種傳言讓市場不得安寧,讓投資者感到氣憤,因為在股改過程中,小股民是沒有什么發言權的,都是上市公司經過保薦人與流通股大股東協商制定方案,股民只有一個最后的投票權,現在投票結果也無保證,這讓股民增加了失落感。

  按理說,投票事件一露頭,管理層就應該重視,及時調查取證,以安定人心,但是經過幾個星期,直到11月17日管理層才出來表態,要嚴肅處理,其實這是很不嚴肅的,人們擔心“投票門”事件會不了了之。象以前的“基金黑幕”事件一樣最后是一團云霧。

  我們認為,出了這種影響很大的事件,管理層和交易所負責人都應該有人承擔監管不嚴的責任,至于篡改投票的直接操縱者更是應該繩之以法,因為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

  (八)、權證、A股與T+0

  最近,有報道說權證擴容,可以抑制過度投機,其實這種說法,似是而非,誰都知道寶鋼權已經沒有投資價值,卻不斷被炒高?原因就在于它是T+0交易,而且權證的發行規模很小,容易控盤,T+0交易使得風險隨時轉移,短線資金被權證吸引,蜂擁而入,越炒越高,1995年前后的過度投機又在重演。于是,有人提出,創設權證的出現,將改變原有權證市場的供求關系,防止一只權證被熱炒。這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根據規定發行認股創設權證,發行人要有相應的股票作為質押,有權發行創設權證的,只限于具有創新資格的券商,這仍然是少數,所以權證不可能大擴容。進一步說,就算是大擴容,也難抑制過度投機。想一想,1995年前后幾十只權證的火爆和大盤失血,就會知道,進一步擴容,實際上意味著進一步過度投機。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交易規則,股票T+1,權證T+0。資金可以反復使用,這才是權證火爆的真正原因。

  一位資深市場人士這樣評論:“權證游戲是有錢人的游戲,散戶與心理素質不良者應該嚴禁入內。在中國香港,權證交易被稱之為渦輪,汽車的渦輪增壓發動機相信有人該知道吧,簡單說應該就是增加市場活躍度,增加投機。但香港又有多少散戶在權證上賺錢了呢?最近的一份調查顯示,76%的香港散戶投資者在衍生權證投資中最終以虧損收場。”( 《權證交易是有錢人游戲 香港76%散戶虧損收場》2005年11月27日《新聞晨報》)

  既然,香港權證是危險的游戲,我們為什么還要搞,難道是嫌A股市場的風險還不夠。管理層口口聲聲說要保護中小投資者,為什么還要推出這種風險很大的交易,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11月22日《21世紀經濟報道》,有《上證50ETF和上證50成分股或先行》,11月23日《深圳商報》又有《上交所否認上證50改為T+0交易傳聞 》,11月29日《中國證券報》又有《深交所張育軍深交所張育軍表示正在研究一兩個領域實施T+0 》的報道。讓人迷惑不解,同樣是A股,究竟幾套規則?我們的股市已經有流通股、非流通股,還有B股、H股,現在又有人提出G股T+0和50指數股T+0,深交所和上交對T+0各有說法,這樣的混亂,讓投資者如何應付?如果要T+0,為什么不統一規則,所有的股票都T+0?說白了,權證T+0有利于交易所,反復使用資金,意味著反復收手續費,券商發行備兌權證,有利于券商,還有什么保薦人之類的,都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團,不利于廣大中小投資者。人們不禁要問:這就是股改嗎?為什么越改,越讓人摸不著頭腦?為什么A股不能T+0,讓廣大股民也享受T+0?

  12月2日《上海證券報》刊登《深市推出權證創設規則 新創設權證T+2才能賣出》,這就更奇怪了,上海新創設權證T+0,深圳新創設權證T+2,兩個市場兩套規則,人們不明白,這樣的股改,好象亂箭齊發!

  我認為,不如放開,A股也實行T+0,這樣才能有效地抑制權證的過度投機。1994年A股、權證都是T+0,后來改成了T+1,,由于權證即將到期,仍然是T+0,A股改成了T+1,結果權證投機性更加。所以,現在不如統一規則,都實行T+0,而且現在是千只股票,都是T+0,可以分散風險。

  這里最重要的是漲跌幅的限制,由10%改為5%,起一個平衡的作用,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新修定的《證券法》并沒有對T+0或T+1做出規定,也可理解為交易規則可以隨市場的情況進行變化,那么在股市低迷時啟動T+0,在股市高漲時啟動T+1,就可以達到宏觀調控的效果,有什么不好呢?關鍵是規則要統一、要透明,要嚴格監督市場。

  (九)、建立健全監管體系變被動為主動

  證券市場的監管,要樹立防患于未然的主動監管理念,現在主要由北京的中國證監會總部承擔監管監管任務,地方特派辦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應該采取分片包干的方式,各特派辦對所在地區的上市公司進行嚴格的監管,要有責任追究制,不要出了事,就向上推,同時交易所處在監管第一線也應該發揮作用,要形成有效的監管系統,才能防患于未然。

  對券商必須嚴格管理,創設權證救不了券商,謝百三教授指出:“武鋼“創設權證”卻是一件人人稱奇的怪事。首先,武鋼的蝶式權證(2.90元的認購權證與3.13元的認沽權證),是武鋼公司為了完成股權分置改革,作為對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發給老股東的,這也是在關于股權分置的股東大會上通過的決議。然而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在蝶式權證上市前,有關部門突然通知(哪個部門本人至今不知),要加一個創設權證。從理論上講,認購權證的創設不應多于流通股(23億)這個數,而認沽權證,只要有現金抵押,就可以無限創設。”(《四川金融投資報》2005年12月3日)這種所謂的創設并沒有經過上市公司股東大會批準,是證監會批準的,不僅不合法,更重要的是“無限創設”將引起巨大的風險,很容易出現327國債風波那樣的事件,最后不僅達不到扶持券商的目的,很可能一批券商會在冒險中,更快地垮掉。

  券商的主要問題是挪用客戶保證金、委托理財,長期以來所謂的限期改正,實際上等于長期不改,出問題的券商之所以挪用客戶保證金、委托理財,就是因為沒有約束機制,因此整頓券商的管理機制是當務之急。簡單的銀行注資并不能解決問題,外因靠內因而起作用,沒有內部約束機制,很容易出問題。無論是巴林銀行還是中航油事件,都證明了這一點,所以今后必須嚴格管理,決不能再搞“限期改正”,應該是立即改正,并立即追究責任人。

  改變基金旱澇保收的方式

  目前,基金管理人的報酬主要指的是基金管理費,通常以基金資產凈值的1.5%年費率計提。但是,基金的盈利能力卻與基金管理人效益無直接影響,甚至由于基金起點凈值高低的不一,收益高的基金所提管理費反而可能低于收益低的基金。在基金2002年半年報告中就可找到這樣的例子:20億份額的封閉式基金中,基金興華上半年表現最佳,凈值增長率達到7.57%;相對應的是基金漢盛表現最差,凈值增長率為-1.2%。但就管理費而言,漢盛基金管理人上半年提取了約1420萬元,興華基金管理人卻只提取了約1384萬元。

  不但賺錢賠錢與管理人報酬高低相對無關,就是分紅多少也與之基本無關。以基金興華為例,該基金所提管理費之所以低于基金漢盛是由于其凈值相對較低。當然,這個低并不是說基金興華歷史凈值增長率低于基金漢盛,而是由于基金興華歷史上分紅較多,影響了基金管理人提取的基數。

  由此可見,基金管理費的提取,已經不是簡單的干好干壞都一樣,旱澇保收的“大鍋飯”問題,甚至出現了“倒掛”的現象。干得好、凈值增長多、給投資人分紅多的,管理費的提取反而不如凈值下降的、給予投資人分紅少的。這種怪現象不僅影響基金經理人的積極性,也會直接影響投資人的利益。想一想,某基金凈值增長率為-1.2%,卻仍然提取1420萬元管理費。

  以基金資產凈值的1.5%年費率計提,已經接近于一年存款的實際利率(指扣稅后實際利率)。如果基金能給投資人帶來豐厚收益,這也能讓人接受;如果基金凈值在下降,不管賺錢賠錢,1.5%年費率照提不誤,就很難讓人接受了。如果實行基金管理費浮動制,賺錢多的、給投資者分紅多的,多提一些管理費;賺錢少的、給投資者分紅少的,少提一些管理費,這對基金管理人是一種激勵。

  (十)、證券市場要服從社會和諧的大局

  現在黨中央已經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提出了“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們的證券市場也需要和諧。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這是我們黨的根本出發點,因此為了大局,應該讓股市休養生息,改革要采取漸進式的方法,不要操之過急。

  證券市場是一個動態的生命系統,作為社會經濟的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像人的生命系統一樣,應該保持它健康的生命力,也要進行調養。

  現在流行的“擴大直接融資”的說法是不妥當的。證券市場是實現資源優化與合理配置的場所,融資的企業必須能夠給投資者帶來回報才能達到良性循環,一些公司一年好,二年差、三年就被ST,這種“直接融資”只能使市場承受更大的壓力。即使是業績較好的公司,分紅鐵公雞,融資獅子口,也會造成市場各方利益的失衡。所以把證券市場定位于“擴大直接融資”是片面的觀點,不符合科學發展觀。

  聯系最近出現的投票門事件,我認為:管理層應該認真反省一下,股改是否公平?為什么中小投資者不斷地受到傷害?也請管理層認真想一想,什么是創新?難道不斷地變花樣,搞“權證”就是創新?股市已經處在十字路口,我們究竟是走規范發展的路,還是繼續無序化地翻花樣?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一方面說成熟一家,就股改一家。另一方面卻每周20家左右地股改,難道每周就有20家成熟?是不是成熟的太快了!

  現在,有必要對前一段股改進行總結,暫停一下,各方面冷靜思考,對股市中的投票門事件等違規行為進行一次徹底的清查,建立誠信機制,同時新年馬上就要到了,春節也不遠了,暫停一下,休養生息,對各方面都有好處,

  當前必須從和諧社會的發展觀的全局看看待證券市場,從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來看,股市必須把投資者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為投資者服務股市才有出路。“水能載舟,亦能復舟”,一面倒地為非流通股大股東服務的所謂“擴大直接融資”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已經影響了建設和諧社會的大局。我們在這里也想告訴某些證券界人士不要在打著“國際慣例”的旗號宣揚所謂的“增發”和“擴大直接融資”,要認真研究中國的國情,同時也要完整地表述國際市場的經驗,

  因此我們再次呼吁:在當前股市低迷的情況下,證券市場必須服從建立和諧社會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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