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時代(2000年2月－2002年12月)

　　市場主義者們的“革命”

　　“飛來”的周小川

　　1948年出生的周小川是從學術界直接進入政界的。此前，周小川從來沒有像他的前任那樣在基層金融部門服務過，更多展現給別人的是他的學者風范、在國際會議上熟練的外語

能力和對國際金融趨勢的準確把握，

　　作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最活躍的青年理論家之一，周小川一直追蹤著中國各種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在所有最高級別的中國政治官員中，其學術著述甚至可以說是最豐富的一位。

　　1986年，周小川擔任國務院體改方案領導小組成員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是一個主要由青年學者構成的機構，實際上也是中國19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在這里，周與吳敬璉、樓繼偉、郭樹清、李劍閣、王小強等一起，關注和把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新矛盾和新問題。在當時風云激蕩的改革背景下，體改所彌漫著血氣方剛、舍我其誰的理想主義氛圍。

　　進入90年代后，隨著行政級別的提高和操作閱歷的豐富，周小川由一個充滿了理想主義情懷的年輕理論家逐漸轉變成一個更穩健和老練的改革實踐者。但熟悉他的人士卻認為，“這并不意味著周小川在原有的激進立場上全面后退，徹底轉變成了一個對現實亦步亦趨的改良主義者。”

　　1999年7月在“如何處理不良資產，把商業銀行辦成好銀行”國際研討會上，周小川公開表達了對激進改革與漸進改革的獨特理解：“中國改革的一個特點是采用漸進改革，而沒有像原蘇聯和一部分東歐國家那樣采取休克療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實際上，沒有任何一種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種做法均有其利弊。”

　　他的判斷是，“我們必須及時考慮趨利避害，及時調整以便達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們事事都滿足于漸進式，滿足于求慢求穩，或者滿足于以前階段在改革、穩定、發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問題、新特點，不見得就能在各個方面把握得很好。”

　　因此，全世界都在贊頌中國漸進式改革相對于其他轉軌國家的美妙成就之時，周小川認為：“也需要認識到漸進式改革的成本和缺點。即在改革的一定階段，征途中會有一個或數個陷阱。沒有一定的速度和慣性就不容易闖過去，處理不好就會越陷越深。有人將這種陷阱稱為Gradualism Trap(漸進主義陷阱)。因此，應盡可能在沒有陷得很深之時，及時做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事實上，周小川的這種改革理念被1994年的外匯體制改革做了完美演繹。那一次改革被許多海內外研究者認為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中最成功的激進試驗之一，此后節節攀升的外匯儲備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改革的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為此，周小川在多個場合非常熱烈地稱贊那次改革。

　　對市場信念的執著，讓周小川在“空降”證監會后，與當年共同起草《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的“戰友”高西慶等，在中國資本市場展開了聲勢更為浩大的改革試驗。

　　周小川接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對所任職權重新定位：“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場發展中國的證券市場，凡市場能夠決定的都要由市場決定；市場不能起作用處，要盡快創造條件讓市場起作用。”他告誡證監會各部門，“不能以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主管部門自居，重蹈政企不分的老路。”同時又向市場宣布，“中國證監會將不會直接插手解決問題，也不會承擔有關責任”，并強調“采用超常規的、具有創造性的思路培育機構投資者”，爭取在3-5年內改變散戶與機構投資者的比例。

　　2001年2月，證監會請來了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也是高西慶早年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的同事和當年與香港聯交所協調H股的談判對手，由這位被港人譽為“鐵娘子”和“惡管家”強勢人物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這個事件被市場人士評述為“中國資本市場全面接受國際化、市場化和規范化的高潮”，也被一些人諷刺為“‘海歸派’接管中國證監會的標志”。2001年初，證監會人事部門做過一個統計，當時“海歸”人數接近50人，占證監會總人數的20%，且多數為各部門的正、副職。

　　無論如何，本著讓中國證券市場步入規范化和市場化正規的初衷和勇氣，周小川、高西慶們知難而進了。

　　“海歸”的悲壯試錯

　　周小川拉開了兩大戰役。第一戰就是“市場化”。

　　對中國證券市場來說，周小川的市場化綱領可謂對癥之藥。在極力呼吁地方政府減少干預的同時，周小川盡其所能地縮減證監會本身的行政干預。雖然這場市場化深入到何種程度難以評估，但積弊叢生的中國證券市場終于有了準確的方向，無疑是功德無量。尤其是其強化監管、保護投資者利益得到了各種派別的認同。采訪中，一位一直對周小川股市政策持強烈質疑的國有券商老總也沒有掩飾自己對此的贊同：“正是周小川，為中國證券監管部門找到了正確的定位。”

　　第二戰是“國際化”。周小川一直就被海內外金融界認為是中國最具國際視野的金融官員之一，其國際化方向有著清晰的思路：一方面推進中國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比如實施QFII、成立合資基金和合資證券公司等等；另一方面，促使中國證券市場盡快向國際慣例靠攏。

　　但實踐中，有著充分心理準備的周小川和他的“國際縱隊”顯然還是有些低估了前進中的困難，低估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扭曲程度，更低估了中國證券市場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復雜。對此，曾任職證監會官員的L先生評價說：“理論可能很完美，但與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現狀和改革承受能力距離太遠了。”

　　在證監會兩進兩出的高西慶可能更有發言權，2000年1月在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君安學術論壇”上，高西慶就“中國資本市場何處去？”發言：“我們回頭看，中國股市里大量的問題是在當初行進過程里出現的問題，有一些是各方面條件使它不得不成為這樣，有一部分也是當時參加設計、參加鼓吹的人本身能力知識有限。到了今天，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家里，12億多人， 4000多萬開戶的賬戶，將近3萬億的流通市值，在這么大的一個市場下，我們如果不去考慮什么是可行的，而只是考慮什么是合理的話，或者簡單地把這兩者對立起來是行不通的。”

　　證券市場本身是復雜的，但更殘酷的是，現實比市場更復雜。今年5月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已經在全國社保理事會副理事長崗位上干了兩年多的高西慶對其證監會任上發生的一件事至今難以釋懷：“當年我們發現中科創業股市操縱案時，中科創業操縱的4家公司賬上還有價值7億多元人民幣的股票，我們馬上要求凍結。我是做律師的，我知道在中國通常情況下私人之間的案子，凍結用不了半天，只要你交上保證金，保證你不是在搗亂，很快就辦理下來。但是這個案子就做不下去。拿到一家高院，說不行，需要什么什么文件，今天弄、明天弄，拖了整整兩個禮拜。結果最后賬上只剩下了不到1000萬的股票，7億全跑了。事后，證監會礙于面子罰這個、罰那個，但已于事無補。”他說自己一想起這些事情就非常憤怒。

　　應該說讓這些改革者難受的經歷還不僅這點。2001年6月12日，周小川和他的證監會同事們大膽推動國有股的減持和流通。試圖以“全面解決”、一勞永逸式的改革辦法，完成中國資本市場可能傷筋動骨的“驚險一躍”，但卻遭到了整個市場全面的集體抵制。最終，中國證券發展史上首次出現一項政策執行3個月后被迫終止的尷尬。

　　2001年史美倫以“監管、監管、再監管”鏗鏘誓言拉開的“監管風暴”，也經歷了難言的過程。L先生告訴記者，先是“基金黑幕”掀起“監管風暴”來臨的滔天輿論，接著證監會高壓政策席卷而來，隨后央行以“秘密急件”的形式，向全國各金融機構發布了銀發(2001)403號文件，通報處分處罰了全國部分商業銀行分支行長和主要部門負責人34人，將資金從股市緊縮而出……

　　在他看來，改革家們這一系列行動幾乎是過去股市“監管運動”的翻版，但最令人遺憾的是原本可貴的“鐵腕”治理，實現的效果是，忽略了利益協調，一股腦把大部分市場機構力量都趕到了改革的對立面。

　　L先生認為，更失敗的還要屬B股開放。2001年2月19日證監會宣布B股向境內投資者開放，但最后的結果是入市的境內股民成了高位套牢者。開放政策不但沒有改變境外投資者撤離的趨勢，反而給了他們在股價抬高后套現離場而把我國境內不明就里的投資者禁錮在險峰契機。吊詭的是，事件中，無論是行情的發動還是消息在內部人中的先期泄漏，竟然與改革者們當年批評“5.19”行情“陷害”中小股民的一幕驚人地相似。這一舉措最慘重的代價是，深深傷害了中小投資者，使他們產生了對改革的懷疑和對監管者的不信任。

　　“單兵突進，沒有協調好市場各利益集團關系，冒進措施不斷傷害投資者信任。”L先生說，短短兩年多一點時間，改革陷入了人民群眾“不信任、不支持”的汪洋大海中。

　　2002年4月，周正慶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的身份參加《證券法》執法檢查。他先后到上海、深圳、江蘇、四川等地做了大量調研，期間，不論是上市公司、機構還是投資者，傳遞給這位前任主席的信息是，只講監管不提發展，讓市場所有人都苦不堪言。

　　尤其是券商，股指下跌、交易量萎縮、業績大幅下滑，讓券商們“好比架在火上烤”。對此，周正慶公開下了結論，“不抓股市的止跌回穩，不給證券公司創造正常生存的空間，只顧埋頭解決證券公司的違規問題，必定是事倍功半，不可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果然，券商們2002年下半年趕在十六大召開之時，開始集體向中央請愿，某大型券商老總甚至以辭職相威脅，要求改變政策局面，在證券界轟動一時。在這個過程中，周正慶也不避嫌疑地在各種場合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在解決存在的問題時，要保持一種態度：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發展的基礎，要善于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既要解決問題，又要推動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確保社會穩定。一切問題的解決不能以犧牲發展和穩定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