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慶時代(1997年5月-2000年1月)

　　“政策市”呼風喚雨

　　“一個國家的高級人員，發表這樣的言論實在是不嚴肅的。作為高層干部，必須要以總攬全局的觀念來看問題，而不能光從一個局面來看待問題。”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周正慶挨罵了。

　　近日內部流傳的消息是，這位前證監會主席在3月25日召開的“證券市場與企業融資理財研討會”上公開稱：“面對4年下跌的市場，必須有一個堅決性的措施讓市場止跌回穩。”這引來了一位高層領導的不滿，指出這是“小圈子”意識，沒有站在全局看問題。

　　不止如此，周正慶在該會上，還對金融改革說了“怪話”：“如果拿出450億美元外匯儲備注資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魄力關心股市，我們的股市決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而且周連說了兩次，并批評金融調控只注重貨幣市場，而對資本市場關心不夠，造成市場一直下跌。

　　事實上，自從2002年4月結束兩年賦閑、擔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以來，周正慶毫不避嫌，甚至可以說是所有卸任證監會主席中對中國證券市場發言最多的一位。

　　對此，那位證券界元老笑著告訴記者，周正慶不僅在各種場合發表不斷得罪人的言論，更用實際行動深入地影響著中國資本市場改革和發展政策的走勢。在他看來，如果要理解中國證券市場“5.19”以來的風云變幻，周正慶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在中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出現重大轉折的時刻，幾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實事求是說，中國證券市場的“規范時代”是10年前自周正慶主持下的第三屆中國證監會開始的。但曾經當年被尊稱為“規范主席”的周正慶，竟然多次在公開場合批評“監管、監管、再監管”是錯誤的提法。與周正慶在證監會共事的同事L先生告訴《商務周刊》，正是這耐人尋味的一幕，暗含著中國證券市場發展道路坎坷的歷史隱情。

　　周正慶“鐵腕”規范

　　1951年6月參加工作的周正慶，第一份工作是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市分行菜市口辦事處的出納員。由出納員、會計員、信貸員干起，直至1993年出任中國人民銀行黨組書記兼常務副行長等要職，這種一步一個腳印的經歷，使周正慶的金融生涯充滿了“注重實踐，凡事看實際”的色彩。

　　1995年5月，周正慶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并兼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1997年5月起又兼任中國證監會主席。而1995-1997年，正值證券市場的多事之秋。

　　1995年2月下旬，在上海交易所發生的震驚中外的“327”國債期貨事件，給整個市場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上海綜指一度跌到了390點。1996年股市又呈現過度投機，全國熱錢涌入股市。從當年10月初到12月12日，股市達到了癲狂狀態，一時間幾乎所有股票全面飄紅，有的甚至創下日漲幅100%的記錄。1997年3月“兩會”期間，上市公司瓊民源虛假盈利卻不服證監會處罰，糾集幾卡車員工圍攻證監會整整一天，氣焰之囂張，令高層震驚……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周正慶接任了第三任證監會主席。他當時私下對L先生講，自己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事實上，早在上任半年前，周正慶通過國務院證券委主任身份已經策動了對1996年“股瘋”的治理。

　　針對股市超常過熱，周正慶1996年12月16日親自組織發表了《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先期為股市降溫。隨后，宣布新股發行規模100億和實行漲跌停板制度等措施，抑制住股市的過度投機。

　　上任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給中央領導和周正慶留下了深刻印象。“金融危機影響之大、破壞之重，幾乎使各國金融體系完全崩潰。而危機首當其沖的就是資本市場。”周正慶回憶，盡管當時中國資本市場尚未開放，但證券市場狀況令人堪憂，“一是全國統一的證券監管體制尚未形成；二是非法發行證券和交易活動猖獗，場外交易混亂、證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證金、期貨市場突發事件頻頻發生”。

　　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的通知》。國務院為此專門成立了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頓證券期貨市場工作小組，周正慶擔任組長，集中清理整頓場外股票交易市場、證券交易中心、證券經營機構、期貨市場和原有證券投資基金。

　　L先生說，在這個過程中，周正慶展示了其“鐵腕”的一面，關閉了涉及340萬股民、520家企業的41個非法股票交易場所，基本控制住了市場潛在的風險。就此，打下了周正慶“規范主席”的名號。

　　“有形大手”受質疑

　　這場整頓歷時1年半，到1998年4月基本結束。其中周正慶為之自豪的是，“整頓涉及范圍之廣、清理難度之大，是我國證券市場歷史上所沒有過的，不但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積極成效，并且沒有引發大的社會問題”。

　　2002年4月，在周小川治下股市一片“風聲鶴唳”之時，周正慶以回顧的形式把自己當年整頓治理的經驗總結在了《上海證券報》上：

　　1. 中央高度重視，正確領導，集中部署，較好地統一了各方面的思想認識，這是清理整頓得以順利開展的根本保障；

　　2. 在清理整頓方案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用了大量的時間反復調研，聽取意見，基本摸清了風險隱患和問題的癥結，明確了清理整頓的目標，及時確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3. 采取“先降溫，后處理”的辦法，逐步化解風險，避免矛盾的激化；

　　4. 按照實事求是、疏堵結合的原則，扎扎實實地逐戶落實清理整頓方案，一個一個解決問題，消除風險，區分不同情況，分類指導，先易后難，各個擊破；

　　5. 依靠地方政府，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及時消除風險隱患。

　　通過治理，1997年的股市確實開始保持平穩，市場規模穩步擴大。但是，在隨后的近兩年時間里，股市一度處于低迷狀態。特別是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投資者中有種種關于中央是否支持股市的擔心與疑慮。

　　這個時候，希望“魚和熊掌兼得”的周正慶，開始促動發展。他說到：“監管部門不能抱著聽其自然、任其發展、無所作為的態度，要從實際出發，積極主動引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為此，他組織證監會有關部門對市場狀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并于1999年初，醞釀了一份關于進一步規范和推進證券市場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

　　1999年5月16日，國務院批準了這份包括改革股票發行體制、逐步解決證券公司合法融資渠道、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證券公司發行融資債券、擴大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規模、搞活B股市場、允許部分B股H股公司進行回購股票的試點等6條主要政策建議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說的搞活市場六項政策。由此引發了著名的“5·19”行情。

　　周正慶堅持認為，六項政策的出臺只是“5·19”行情的導火索。“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當時國家宏觀經濟形勢，和股市持續下跌過程中上市股票投資價值的顯現。”他總結說，“就市場而言，我認為，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無形的手，只要有利于經濟發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

　　周正慶揮舞的有形之手，最著名的就是其任期間兩次組織撰寫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第一次阻止了當時股市的過熱，在亞洲金融危機來臨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泡沫；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復性上漲，把握了時機，推動了股市的發展”。針對長期以來關于“政策市”的非議，周正慶堅持認為，政府通過政策和輿論來間接引導資本市場，這樣的“政策市”是國際慣例。

　　“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沒有政策和輿論引導的資本市場，不是正確的政策和輿論引導市場，就是錯誤的政策和輿論引導市場。”周正慶說。

　　周穩步“兩手抓”的同時，也著手引進海外經驗。1998年，他出訪美國，與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探討了對證券市場適時進行宏觀調節和干預的必要性；1999年7月，已擔任香港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執行總裁的原證監會發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師高西慶被請回證監會，出任副主席一職，謀劃針對中國資本市場的“中西醫結合”診治。

　　然而，正如周正慶不認同“監管、監管、再監管”的規范思路一樣，有許多中國改革的重磅人物也反對他“證券市場要為國有企業服務的宗旨”，并總結為“政府托市、國企圈錢”，證據就是“5·19”行情。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即曾多次對利用政策發動行情提出批評。對于1994年三大政策、1999年六大政策發動行情，他都明確表示不同意，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他寫道：“在1999年6月2日的國務院征求經濟學家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會議上，我明確地指出，這種托市向老百姓圈錢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吳敬璉贊同1993年以來加強證券市場監管的方向，但認為：“在相當長時期中，在按照什么樣思路進行監管的問題上，管理層的認識并不是那樣明確，不少人傾向于依靠實質性審批制度進行監管。可是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經驗都已表明，行政審批不但無效而且會滋生種種弊病，造成監管部門本身的腐敗和導致更大的混亂。”

　　吳敬璉盡管也對1999年7月1日《證券法》實施將股票發行實行核準制給予肯定，但他指出，證券監管部門繼續保留著不少行政性控制的權力，這依然“干擾證券市場交易中權利的有效出清和風險的合理配置”。

　　吳敬璉借用高西慶1996年10月發表的《證券市場強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論根據》一文的論述表示了對當時監管層的懷疑：“現在還不能確定，中國證券市場的管理已經在強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實質性審查制度之間做出了任何傾向性的選擇。實質性審批的權力仍然是證券市場管理層手中難以割舍的一把‘利劍’。”

　　經歷過證監會創生、又以監管官員身份“過混水”的高西慶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指出：“證監會成立4年來，經其手批準發行、上市的公司360多家，全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14個計劃單列市主要領導人以及各部門各級別官員、國務院各部委主管官員、各企業領導、工作人員等浩浩蕩蕩、絡繹不絕，經年累月地出入證監會等國家行政部門，以求獲得其地區、其部門、其企業的公開發行權。放棄一個具有如此規模和深度的權力，對于任何一個機體，特別是一個從傳統的中央集權計劃體制下生長出來的機體來說，恐怕都需要經歷一場‘從靈魂深處爆發的革命’！”

　　不管怎樣，1999年下半年，中國股市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有的中央領導也在講話中對證監會的工作表示稱贊，周正慶雄心勃勃準備大干一場。

　　但過完年，原本去央行就職的周小川突然空降證監會，接掌主席職位，周正慶黯然離任，始料不及的變化讓周正慶的職業生涯“真空”般賦閑了整整兩年零兩個月，個中原因至今是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