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10萬個為什么 國安基金能夠得出什么殷鑒

　　水皮 雜談

　　七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五位公認的最有可能的潛在得主齊聚北京，集體組團“忽悠”中國經濟、堪稱世界經濟學界的一大景觀，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的現場直播更將這場長達九個小時的群英會的社會影響力放大到了極致。

　　諾貝爾獎得主的演講對中國經濟會有多少價值、他們的建議會減少還是增加我們走彎路的可能呢？這是中央電視臺中國財經報道當晚討論的話題，主持人問水皮，你覺得米勒博士當年對中國股市的建議是正確的嗎？

　　15年前，國內經濟學界有人曾經向諾獎得主米勒請教，國有企業產權能否部分出售給公眾投資者以加快中國股市的發展速度。米勒當時以“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15年后，國內經濟學界有人翻出了這段歷史陳案，指認正是米勒對于中國股市在股權分置上大膽探索的肯定，鼓勵了中國股市的最初設計者做出了現在看來十分錯誤的選擇。

　　水皮說這是一個冤案。股權分置現在看來是妨礙中國股市發展的一個制度缺陷，但是我們分析任何問題都不能脫離當時的現實。1990年12月28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的時候，老八股中的絕大多數股票是全流通的，就是沒有流通的部分在此后的交易中也實現了全流通，形成了老八股的現狀。之所以會有人以股權分置的模式去請教米勒，是因為在中國股市的擴大過程中碰到了意識形態的緊箍咒，碰到了國有資產流失的指控。顯而易見，如果米勒的答復是否定的話，股權分置也許不會成為今天的麻煩，但是也就不會有中國股市15年的大發展，如果中國股市都不存在的話，我們還有可能在這里討論股權分置的模式選擇的對與錯嗎？

　　事后諸葛亮誰不會做呢？

　　其實股權分置只是中國股市的一個特色，是中國社會特殊政治制度在資本市場的一種經濟形態，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以中央集權為特色的國有經濟占絕對地位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在這么一個國家中搞資本市場，后有來者不好說，但是前絕對沒有古人，根本就沒有什么成熟的經驗模式可以照搬照抄，否則要么食洋不化，要么就是不倫不類，適得其反，這是被實踐已經證明的。

　　但凡對中國股市有些了解的人都應該知道，中國股市不但是政策市，其實還是一個計劃市。確切地講，資本市場是國家宏觀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政府經濟的一個方面。一個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事實是，無論是設在上海的交易所，還是設在深圳的交易所，都沒有權力決定上市公司能否上市，何時上市，所有IPO的過程，再融資的過程決定權都在北京的中國證監會，從額度制到審核制到保薦制，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甚至小股東告大股東都必須要有行政處罰作為司法前置程序，你能說這一切是自由經濟的產物嗎？

　　吳敬璉先生自認為“腳踩在人民中間，嘴對著中央”，但是股民們不認可。因為吳先生把股市當賭場，罵的好，但是吳先生卻從來不罵這個賭場的主人，最終倒霉的只能是在這個被他罵作賭場的股市里進進出出的股民，進賭場的不是賭徒又能是什么好人？

　　水皮內心對于吳先生是敬重的，至少吳先生敢直言，真性情，但是對于吳先生的夫子氣實在不以為然，盡管吳先生有“吳市場”的雅號，但是卻沒有市場的經驗，而我們卻每天都會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所困惑。

　　臺灣地區的“國安基金”實際上是亞洲金融風波的產物。1998年為了穩定臺灣資本市場，臺灣的“財政部”成立穩定基金，11月16日曾協調資金2830億新臺幣入場護盤，穩定基金的出現和香港政府進場護盤產生的盈富基金(行情 論壇)具有同樣的歷史背景。1999年臺灣有關部門正式提出“國安基金”的設想，2000年通過“立法院”審議正式成立，規模為5000億新臺幣。成立的理由是為了應對“因境內外重大事件，國際資金大幅轉移，顯著影響民心，以致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失序”。

　　眾所周知，2000年的臺海局勢因為陳水扁的上臺而變得撲朔迷離，社會充滿了動蕩，臺灣當局彼時成立“國安基金”的出發點并沒有錯，事實上，“國安基金”在操作中也成為了政治性的護盤工具。

　　2000年3月15日，臺灣股指是8640點，年底直落至4614點，在這個過程中，“國安基金”兩次入場。第一次在3月16日，此前的3月13日臺灣股市出現單日最大跌幅，動用的資金為500億新臺幣。第二次在10月1日，由于核四風波，臺指跌破6000點大關，動用的資金為1200億新臺幣。當年被套牢的資金達1700億新臺幣。

　　2004年臺灣地區又一次面臨選擇，陳水扁的“銀彈事件”再次引發社會分裂。年初由于“國安基金”護盤，3月4日，臺灣股指重返7034點，持續半月有余。選舉日后，臺灣股指連續暴跌，4月30日跌至6117點，5月17日更跌至5482點。

　　有人根據“國安基金”的損益得出虧損累累的結論，從而得出“國安基金”失敗的結論，更由此總結出“國安基金”的三大罪狀。

　　罪狀之一，以公權力干預自由貿易，保證政府意志對于經濟行為的管制。

　　罪狀之二，造成大眾的依賴心態，一跌就指望“國安基金”護盤，“國安基金”一撤又暴跌，增加市場自我修復的成本。

　　罪狀之三，由于績效難以詳估，因而難以操作，資金使用效率低，且執行主體不受監督。

　　在總結三大罪狀的基礎上，自以為是的人又為“國安基金”總結出最大的教訓，這就是證明了一個最為樸素的經濟學原理，動用公有資金為股市交易護盤，存在巨大的道德風險。雖然穩定金融符合公眾利益，但用國庫補貼，等于讓全體納稅人承擔股市參與者的投資損失風險，容易引發社會對立矛盾。

　　坦率地講，三大罪狀也好，一大教訓也好都有人同樣用來攻擊香港政府的行為，與“國安基金”的虧損相比，盈富基金卻是“無意插柳柳成林”。這種殷鑒站得住腳嗎？

　　問題出在哪里呢？

　　一是機械的教條的理解自由交易，而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絕對的不受干預的市場。

　　二是自相矛盾的以投資基金的標準去考量“國安基金”的業績。

　　三是錯誤的對立公眾利益和投資者利益，對于社會安全成本缺乏起碼的認識。

　　而以錯誤總結的殷鑒作為中國大陸平準基金必須緩行的前提則更是驢唇不對馬嘴。

　　原因之一在于雞對鴨說。中國股市本來就是計劃市，走到這一步完全是管理層操控的結果，平準基金只是調控手段的一種補充。如果硬要作對比，那么得出的結論只會是連臺灣當局都會在自由經濟的市場中推出“國安基金”，那么奉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陸還有什么可猶豫的呢？

　　原因之二在于風險成本不同。臺灣的“國安基金”實際上是為政權更替的社會成本買單，而平準基金則是大陸股市為制度變遷而支付的改革成本。納稅人是不應該為投資者的投資損失風險承擔什么責任，但是政府卻有責任保證交易制度的平穩過渡，本來就是政府主導的事，與投資者的失誤并沒有聯系。

　　有心人可以算出“國安基金”的股權投資損失6300億新臺幣，但是算不出如果沒有“國安基金”，那么臺灣股市被推倒重來的損失有多大，引發的金融危機損失又有多大。

　　什么樣的人最可怕？半懂不懂，似是而非的人最可怕，半瓶子醋晃蕩的人最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