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股市傳言與忽悠

　　□文 縹緲

　　紛繁復雜的資本市場，從來就不缺新聞。但今年卻不同于往年，各式各樣的消息充斥于市場，可以說是摩肩接踵，真假難辨，并經常在我們不經意的時候從天而降。粗略算來，包括坊間傳聞，市場近來傳出的重量級“大忽悠”，不下幾十條。期間，不但有4月初的“愚人節行情”拔地而起，還有夾雜著大量或驗或不驗的“猜測”，內容相互交叉、政策變 幻莫測，給市場帶來沉重的心理壓力。值得關注的是，雖然管理層一再希望媒體樹立“正確的輿論氛圍”，但收效并不明顯。

　　從古以來，我們國家就有一種將文字視為正道的“文化傳統”，這很容易就讓我們這些靠著說話、寫字在市面兒上“混”的人，緊追那些可以“忽悠”幾句的熱點議題，對此，我們一方面深受“忽悠”之惠，另一方面，也確實有點脫略形骸。

　　但是奇怪得很，至今我還沒有看到有人站出來，褒獎“忽悠”，我們是否應為“忽悠”有所不平？回答應是肯定的。

　　不平之一，“忽悠”為什么可以存在？

　　說白了，“忽悠”乃自由市場經濟的第一要義，自由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必須依賴“忽悠”才能存在的利益場所。在市場，存在著買方與賣方的矛盾，這是一種不能調和的利害沖突，也是市場經濟之中的永恒的難題。

　　所以，一種商品，無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只要有其價值，就有其兩面性，就必然遭遇“忽悠”。從這個意義上說，“忽悠”的本質，是跨越哲學與理性的話語權。如果我們能夠及時識別，并且遏制其危害，“忽悠”并不可怕。因為市場本身，恰恰是建在這一極其簡單但是極其脆弱的社會倫理之上的，有人“忽悠”則為真，無人“忽悠”則為假。

　　可以這樣說，市場行為經常是反智的。既然是反智的，就不會存在絕對無理的“忽悠”。趙本山“自行車換拐”的套路，在西方至少二百年前、在中國至少二千年前就沒有多少“技術含量”了。只要你的水平足夠，就可以想怎么“忽悠”就怎么“忽悠”，想“忽悠”誰就“忽悠”誰。中國戰國時期，蘇秦善于“忽悠”，所以他位尊而多金，掌六國之相印，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

　　不平之二，一般來說，“忽悠”總是利大于弊。如果沒有“忽悠”，我們將失去一件源于市場的“利器”。

　　眾所周知，在我們這個時代，假如一個人對于客觀事物，即便是最好的、最有道理的事物，察覺不到其中的缺陷，那他就不是一個高明的人。客觀地說，每一枚硬幣都有兩面，即便其中的一面黏在地上，無法撬開。

　　經典的例子莫如“皇帝的新衣”。作為弱勢群體，皇上的審美與情趣，我們不好亂講，首選就是沉默；但是，如果我們連沉默的權利也沒有，也無妨善意地“忽悠”幾句，以免真正的騙子們，把一些根本沒影的事，搞成“鐵一般的事實”。

　　不平之三， 對于一些特別的事情，關系越重大，就越需要有人來“忽悠”。

　　無論對于“忽悠”的正方與反方，我們都要培養，都應支持。比如近些年有關“國有股全流通”的討論，有關“國有資產流失”的討論，就存在相對“冷場”與“失語”的現象。此一方“打死也不說”，彼一方“打死也要說”，這邊打過來，那邊踢回去，酷似京劇《三岔口》。這比“忽悠”還不如。

　　眾所周知，論證“皇帝穿了衣服”，需要比較深厚的理論基礎，并輔之以一定的利益動機。反之，如果說“皇上沒穿衣服”，實在簡單得多，兒童也能辦到。在難易之間，如果允許大家盡情“忽悠”，就不會“舍其易，而求其難”了。

　　很多時候，想人為地限制“忽悠”并不容易，正確的方法是建立風險機制，“蜜棗是你的，毒酒也是你的”。

　　不平之四，市場的免疫力，遠比我們認識中的更頑強。所以對于“忽悠”，只要是市場行為，只要不違法、違規，只要不危及社會正義，理應任其發展。

　　我們人類畢竟是直立行走的動物，有別于鳥獸蟲魚，“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吃一塹，長一智；天下滔滔，口舌滔滔；我們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忽悠”嗎？

　　不平之五，中國社會最缺的是什么？很多人認為是誠信。事實上，如果沒有偽誠信，誠信無從談起。指鹿為馬易，掩耳盜鈴難，在誠信與偽誠信之間，是“人與自然”的分野，而不是“人與人”的分野，中間地帶，大抵都是“忽悠”。從這個意義上說來，“忽悠”有其反抗奴性的特質，是相當消極的一種自由，但它畢竟屬于自由。

　　反觀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有很多善于“忽悠”的人才，大多具有優秀的領導潛質，只要他能體恤到人民的苦難，總會干些正經事，總會成就一番追求。雖然此類人物少之又少，但是我想，我們總有一天要回歸法治社會，回歸到一種更加有序的社會體制之下，讓人們想壞而壞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