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改革的利益之爭 企業自主處置資產為靈魂

　　□文 縹緲

　　很長時間以來，政策的精神就是抓緊落實《國九條》，但是前期國務院《關于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研究建立投資者直接保護機制”，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研究建立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和其他對投資者提供直接保護的機制”，這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轉折點。

　　事實上，對于資本市場，此前我們經常分析的兩個問題，一是“資源約束”，二是“體制障礙”，自有中國股市以來，就在這種種“約束”與“障礙”之中，發展著與規范著，并且保持了遠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水平的“超高速度”。

　　時至今日，中國的GDP總量首次超過13萬億元，東部與沿海城市的人均GDP也首次接近或者即將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就更應理性地看待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坦誠地面對我國股市在近期的低迷狀態。資本市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市場，利益關系復雜，任何人從中拿走的錢，每一分，每一厘，最終都必須歸還回去。

　　正因如此，我們必須耐心地解決中國股市如何回報投資者的問題；必須打擊市場上的惡意欺詐，對于經濟犯罪的意圖，要有直接干涉、調查、追究的司法制裁。

　　問題在于，在我國現有的體制框架之下，資本市場的進入成本始終較高。首先，企業債券的發行仍采取嚴格的審批制度，債券發行額度、利率均受到嚴格的限制，而且規模有限。 其次，國債同樣受到發行額度的總量控制，因此受制于財政政策與國家收支狀況的制約，加之利率不高，歷史負擔沉重。

　　其三，在貸款投資領域，由于利率由央行壟斷，長期貸款與短期存款出現背離。商業銀行的日常運作，高度依賴“新增存款”。

　　那么，要想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我國的商業銀行體系就需要兩個預期。其一，銀行儲蓄必須縮減，這要考慮商業銀行的承受能力；其二，資本市場能否以股權投資的形式回報投資者，并且通過銀行上市融資，補足其資本金。

　　根據相關統計，在2004年，我國直接融資比例從上年的14.9%上升到17.1%，但是直接融資總量相應下降261億元，這種背離說明金融改革的弱勢以及相關金融工具的不足。所以，在國務院的《意見》中，已經意識到發展資本市場的極端重要，將其概括為“市場”的開放，同時，《意見》既強調了法治體系的建設，也希望各部委包括央行在內，可以在短期之內打破這一困局。

　　對于股權投資，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也一直存在“利益之爭”，前置條件是不同的監管部門導致不同的發行成本。具體到股票市場，其表現形式，主要就是一級市場(發行市場)的“定價權”。

　　根據一般理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產定價權利”，是資本市場最重要的權利之一，而在我國的市場框架之下，雖然也講“交易”，但這種交易，只是簡單交易，并不涉及股票發行控制權(包括企業產權)的徹底變更。

　　在這個過程中，各個利益主體，作為金融市場與資本市場的主管者，并沒有在全社會范圍內創造出適宜于股權交易體制的法治環境，也沒有將股權交易的重點落實在資本市場。因此，所謂市場化改革的利益之爭，就是基礎經濟自“國有體制”轉向“多元化體制”的經濟利益之爭。

　　經濟學家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書中曾經“假定”：如果定價制度的運行毫無成本，最終的結果，價格總會最大化。這也就是說，只要交易成本為零，就可以簡單地通過市場交易，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科斯定理)。

　　表面上看，市場化改革中的一切，都要面對這“成本問題”。但是“制度問題”真可以如此被簡化為“成本問題”嗎？

　　其實并非如此。因為事情明擺著，產權限制的缺陷，非常之多，完全不能解釋人類社會的常態行為，更不用說那些“非常態”的行為——如果一種理論無法回歸到法律秩序與社會正義，那么該理論就只能解釋其自身，而不能用來解釋任何經濟現象。

　　很多人都知道，在市場經濟體制之中，企業資產的處置權利，是現代資本市場所必須具備的本質性權利之一，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這一權利，資本市場就沒有靈魂。

　　對此，我們應將國務院的《意見》視為一個整體�？傮w的思路是深化改革，其中，最值得我們期待的，就是如何建立相關的訴訟制度，以便對投資者提供最直接司法保護。

　　中國的改革，決不能沒有自身的價值取向，也不能沒有政策取向。改革的前景，肯定會有種種曲折，但是只要我們相信這一改革的大方向，堅持優勝劣汰，就一定可以實現國民經濟的體制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