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評論員
從世界范圍來看，市場經濟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一個不斷試錯—改革—再試錯的過程。在對待證券市場規范發展的各類問題上，也是如此。如何對待作為市場基石的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是否應當給予兩者不同待遇，能否給予所有企業特別是具有競爭前景的企業以平等待遇，也曾經歷過試錯。我們希望，試錯的過程應當盡量縮短。
按照當初中國證券市場初創者的設想，國有企業經過股份多元化改造和市場約束機制的洗禮，就將成為真正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公司”。但是，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在試驗過程中被扭曲了。一種極端的認識就是，股市要為國有企業改革脫困服務。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上市成為一種“發救濟”式的待遇，而非機制改造和革命。
早在1995年前后，國內外有識之士就曾經就此提出修正意見，但是，在當時國有企業改革脫困任務十分艱巨的現實壓力下，加之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不足，政府實際上采取了實用主義的選擇。體現在市場建設上，就是重籌資輕回報，重上市輕改制。隨著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市場建設的偏頗和不足逐步暴露出其嚴重弊端。這正是證券監管機構一直著力解決的問題。
1997年前后，對于上市公司的上市要求和監管要求呈現明顯加強的趨勢。針對上市公司監管的一系列制度建設一度達到高潮。從那時起，證券市場真正走向市場化已經成為其自身的一種內在要求，改革潮流不可阻擋。
但是，當局勢演變到2001年初時，對于上市公司整體形勢的判斷發生了突變，“一年盈二年平三年虧”成為描述上市公司的經典詞匯。此時，人們似乎忘記了這些上市公司曾經為其母公司亦即控股大股東發揮籌資輸血功能的貢獻，也忽略了它們的大股東挪用其募集資金的潛規則，也忽略了它們在募集資金后償還銀行陳年舊賬化解國有銀行風險的實際功用，也忘掉了上市公司為解決就業壓力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只用一句“上市公司從一開始就不規范”，便把上市公司群體打入另冊，重新把關愛投向那些還沒有上市的國有企業上去了。
客觀地看待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早期上市的公司確實存在資產質量差、治理結構不完善等等問題，但從1997年之后，先后上市的企業素質明顯提高。因此，籠統地否定上市公司，不加區分地將上市公司發育不良問題歸于上市公司，歸于監管機構，都是不夠實事求是的。
毫無疑問，我們致力于多年的國企改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國有企業通過股份多元化改革，通過接受資本市場的多重監督和約束，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司制度，不僅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的競爭力，也是一場產權制度的革命。脫胎于國有企業的上市公司，應當真正成為“公司”，國家股股東應當承擔股東責任，而減少行政色彩的直接干預。更不應挪用轉移上市公司資產，“掏空”上市公司。同樣，出現這樣的嚴重問題，也不是單純靠公司制度所能解決的。
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可以是獨資國有企業，也可以是國有控股或參股的企業。對于獨資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國家股東可以直接給予帶有行政性質的扶持，但是，對于其他混合所有制企業，這種待遇就難以奢求了。這個情況，應引起人們思考。
《公司法》應當充分保障各類公司在平等市場環境中的競爭，這是市場經濟能夠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果國有企業解困依靠資本市場；國有企業改制上市之后，國有股股東通過種種方式繼續侵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東的權益；對于沒有上市的國有企業施展各種手段輸血救治，但對已經上市的公司的生存環境不聞不問，甚至把所有問題都推給上市公司，那么，這樣一種價值取向無疑是不利于資本市場發展的。
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證券市場必須超越僅僅是為國企改革提供融資服務的實用主義主張，而將其轉化為國企改革乃至所有不同所有制企業內在的驅動力和助推器。換言之，證券市場和中國企業改革是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對共生體，沒有證券市場的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企業改革和公司制度就無從深入地發展下去。
上市公司是典型的公司制度和形式，通過為這一群體營造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建立有效的監管體系，是促進我國公司制度發展的重要路徑選擇，不可忽視。
對于中國證券市場和公司制度的前景，既要相信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也要在不同歷史階段考慮有形之手的必要作用。在自我強化的市場面前，任何一種單一的力量都有其局限性，但是當這兩股力量在某個節點匯集到一起時，可以相信，中國證券市場和公司制度建設將真正迎來一個里程碑式的歷史性轉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