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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
安然和世通的丑聞至今余波未消，近日華爾街又開始揮舞道德大棒，清理門戶，解雇了一批投資銀行家。這樣做的原因，并非這些人有違規或泄露公司商業機密行為，而是因為一些道德上的問題。
華爾街之所以這么做，原因很簡單，即盡量不讓任何員工有機會做出有損于公司形象的事情，即使員工道德問題只是對公司聲譽產生潛在性影響，也將被請出局。聯想到近來波音CEO和沃爾瑪二把手相繼被解職，不難發現，美國公司越來越注重公司高管包括普通員工在內的個人職業操守，目前已幾乎達到了一種“零容忍”的程度。
安然事件直接催生了著名的薩奧法案，美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財務透明度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和改善。現在，華爾街又把道德問題擺上桌面，寧枉勿縱。但在我國的資本市場中，部分上市公司和中介機構屢屢被譴責，卻屢屢再犯，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至于道德，那從來只是一種空談。一些機構和機構高管們頻頻違規，倒倉、老鼠倉等行為屢見不鮮；在他們眼里，道德這東西是一文不值，早被拋入了太平洋里。
在經濟學上，高管犯罪問題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道德風險，它是指代理人(經理)在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效用時會做出損害委托人(股東)利益的行為。安然事件的影響逐漸擴散，讓美國股市直面新世紀的首次信任危機，最終讓美國三大股指在2002年2月4日這天齊頭下挫，投資者一天縮水3000億美元。在這方面，國內的股市也頗有幾分相似，幾年的熊市讓大部分投資者腰包大幅縮水，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也是因為部分上市公司屢屢鉆政策的空子，再加上執法打擊不力，財務造假、高管外逃事件層出不窮，讓投資者感到審丑疲勞，從而對股市信心嚴重不足。
為了防范道德風險，華爾街采取的是未雨綢繆的做法，將那些疑似有道德問題的職員請出公司，不惜自曝家丑；而國內某些上市公司一旦高管出事，要么是拼命護短；要么立即成為“變色龍”，趕緊與出事的高管劃出界限，聲明也基本千篇一律：“此事純屬××個人行為，與公司無關，對公司無重大影響，公司的生產經營工作正常。”一副生怕家丑外揚的模樣。更有甚者，某上市公司爆出30多億的巨虧之后，當地政府官員還直呼其原董事長為“功臣”，并稱“經營風險不可避免”，如此寬的容忍度，與華爾街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別。
道德風險就象一顆定時炸彈，人們不知道它什么情況下會爆炸。華爾街應對的辦法是打提前量，早作準備。哈佛商學院副教授康斯坦茨·巴格利也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操作辦法：道德決策樹。在采取任何一項行動之前，最高決策者首先要問：“它能使股東價值最大化嗎？”如果回答“是”，則接著問第二個問題：“它合乎道德嗎？”只有再次回答“是”，才可以采取行動。
問題是，在國內委托人(股東)只注重短期財務數據等硬指標，而忽視代理人(經理)職業素養、個人品行等軟指標的情況下，股東們會問到第二個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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