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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申林英
“我們面臨兩個市場化方案。一個是起步簡單、包容性強、但后續問題較多、可能陷入僵局的分類表決。一個是起步有較大風險、但目標和過程都簡單透明、解決問題比較快和徹底、后續發展銜接性也好的可換股的認沽權證。”著名學者、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昨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再次強調了對解決全流通問題的看法。
“用分類表決方式來啟動股權分置的攻堅，這是決策風險最小的選擇。”華生表示，目前征集的方案中，99%是集中決策的，選擇的指標跟每個設計者的主觀判斷有關，很難達成共識。而分散決策、分類表決，跳出了集中決策、統一指標的框框，回避了如何定價以及是歷史補償還是并軌補償的認識問題，把全部問題都留給了相關利益方。這種似乎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可能在一定條件下會收到“此處無招勝有招”的功效。但由于規則和交易費用變化，上述方法在實踐中會面臨三大難點：由于個體的交易費用而導致通過率問題；整體談判成本過高的時間成本；雙方均處于壟斷地位，缺乏競爭性替代，雙方沒有彼此都同意的方案，甚至由于彼此報價遠離雙方的可接受區間，而達不成交易。
華生說，事實上，市場目前有關解決方案中，無論是復權、送股，還是縮股和配股，以及究竟以什么比例和為什么以這個比例等，都缺乏經濟學上的解釋。并且，要求非流通股股東而不是上市公司承擔談判責任在法律上缺乏依據，它要求利益直接對立的雙方在存量上進行你得我失的分割，這種傳統社會最原始的解決利益沖突的方式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將是一場高難度的較量，缺乏可操作性和效率，容易陷入久拖不決、久戰不勝的僵局。
“如果還是用目前股權分置的方式發行新股，那么，一年中完成全流通改造的企業也許還趕不上新上市企業的數量。而如果用全流通的方式發行，又會迅速牽引整個大盤走低，從而縮小現有企業討價還價的空間，使談判更加困難。”華生認為，表決過程一旦拉長，容易出現很多問題，因此，需要把A股含權的“權”分離出來，讓市場來確定其權重。由于股市全流通改造的最大問題是事前人們包括政府無法準確估價市場反應和風險，因此，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東很難在事前就利益分割達成一致，采用可換股的認沽權證的好處是保證改革在牛市中進行。
“認沽權證本身是境外比較成熟的做法，是境外市場在處理關聯交易或增發股份作價時的慣例。它的行使價不是人為制定的參數，而是由市場價決定的。一般采用一段時期的均價來代表市場價。”華生表示，無論是權證發行、股權全流通后的市場反應，還是可能的操縱和全流通后流通股股東惡意砸盤，認沽權證都可以有相應的設計來加以規避。
華生指出，采用這個方案的另一個最大好處是：改革一旦開始，新股就可以全流通發行，這不僅不對存量企業的改革產生沖擊，相反，可以為并軌改革中全流通股股價及權證的價格定位提供有益的參照系。這是因為各企業按自己的均線并軌補償，推出改革的企業批量和時間間隔相當獨立，并不干擾。流通股、非流通股并軌改革如果進展順利，那么深滬市場的上市公司則可以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全部完成全流通的并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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