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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銀行上市的直接效果是可籌集到一筆可觀的股本金，主觀上易使國有銀行經營者忽視真正改善其經營機制和管理水平，將更多的經營重心放在對籌集到的股本金的使用上，而對股本金的使用效果卻可能有所忽略。此外，國有銀行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形成良好公司治理結構的先天因素和后天慣性，客觀上也增加了改制的難度和風險。因此，如果操作不當，上市目標將無法真正實現。
2004年，國家對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共進行了450億美元的注資，并對不良資產進行了再次剝離，還成立了金融投資集團公司以進一步分離部分不適合并入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種種舉措使得兩行的不良資產率大幅下降，資本充足率得以提升，兩家銀行一定程度上具備了上市的資格和條件，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步伐加快。國有銀行通過在國內外金融市場公開上市，表象的目標是籌集股本金以增強經營實力，實質性目標則是通過市場的監督和作用，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運作效率和整體競爭力。國有銀行上市目標能否最終實現，除取決于市場力量外，也取決于其先天條件和后天努力，還與其所依存的金融環境相關。
國有銀行上市的直接效果是可籌集到一筆可觀的股本金，對提高資本充足率，改善財務狀況，加大發展后勁和行業競爭力有明顯作用。股本金并不要求償還，短期內分紅壓力也不大，主觀上易使國有銀行經營者忽視真正改善其經營機制和管理水平，將更多的經營重心放在對籌集到的股本金的使用上，而對股本金的使用效果卻可能有所忽略。此外，國有銀行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形成良好公司治理結構的先天因素和后天慣性，如國有股東仍為控股股東，國有董事和經營管理人員任命等仍可能從政治層面上考慮，“所有人缺位”現象仍存在，國有銀行經營的慣性使得其過去隱藏和新產生的風險不斷暴露，經營規模過大造成管理和改革的困難，企業文化、風險管理理念、人員素質與市場要求有差距，先天對市場不敏感等，這些因素客觀上也增加了改制的難度和風險。因此，如果操作不當，上市目標將無法真正實現。具體說，國有銀行上市中自身將可能存在以下幾方面的隱憂：
未能正確地認識和處理發展與風險的關系，出現偏市場輕管理的苗頭。上市初期，財務和業務指標得以優化；上市后，由于追求短期高額股東回報和管理業績，市場開拓、機構人員和規模擴張過快，市場開發目標短期化，業務經營中仍部分殘留舊體制下的慣性，同時相對忽視內部風險管理，會逐步導致不良貸款率上升，資本充足率下降，銀行自身抵抗風險能力減弱，上市初期的優化效應逐步消退，銀行變得不再具有競爭優勢。這種情況可從國內已經上市的銀行得以印證。如早期上市的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上市初期財務和經營狀況良好，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業務規模擴張快，但經過多年的擴張，其內部風險管理體制相對偏弱，最后造成不良貸款率偏高，資本充足率不達標，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弱，信貸政策僵化，產品創新能力弱，即使要求配股增發都不具備資格和條件，逐步喪失了原來上市時的競爭優勢。
很難建立強有力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是為企業員工所認同的企業核心價值觀的表現形式，是企業發展的核心動力。體現時代精神的獨特企業文化既反映了企業的特色，為社會所認知，又減少了企業發展的阻力。國有銀行雖經過長期的經營過程，卻難以形成良性的企業文化，反而是一些不合理的價值觀左右著員工的行為。比如，員工升遷并不必然與其業績考核結果相對應，業務發展較為粗放，風險控制相對偏弱，權力與責任不對稱等。這些非良性的企業文化已經根植于員工的思想中，上市后還會在一定時期內存在，將會對建立上市銀行的企業文化產生負面影響，不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和形成。
國家作為上市銀行的大股東履行市場權力難。一種情況是，由于國有股份仍然在董事會中擁有最大比例的投票和表決權，其對董事會和股東大會的作用力仍然十分強大，因此其對銀行的重大決策發揮著一票否決權和實際控制權。如國有股東沒有較好地約束自己，可能會導致權利濫用，從而損害其他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比如，國有股東考慮問題時不一定基于市場考慮，而帶有政治和行政色彩，一旦將這種思想帶入決策過程，容易導致決策失誤和市場反感。另一種情況是，國家作為上市銀行的大股東，本應在董事會中占據一定的表決權，對決策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但由于上市銀行要面臨國內外兩個資本市場的監管，上市本身就已將銀行自身的決策權部分交給了市場力量，如果國有股東放棄自身的主導權，過分依賴其他股東及市場的力量，有可能使得國有大股東消極倦怠行使自身權力，這也是另一種極端。因此，權力既不可濫用，又不能被懸空，行使權力只有與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相匹配，才可能建立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形成股東、經營者、員工和其他各關系方的平衡格局，最終實現多贏。
信息披露的隱瞞障礙。上市是一把雙刃劍，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對等的原則。在得到投資者資金支持的同時，上市銀行必須真實合規地向投資者披露相關信息，保護投資者的知情權和經濟利益。國有銀行不僅是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市，還將在海外上市，兩個市場都對上市企業的信息披露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如果違反相應的披露制度，所要付出的代價是慘痛的。特別是海外資本市場對上市企業信息披露的要求更為苛刻，監督效應要更強于國內資本市場，一旦出現隱瞞不報的情況，上市企業所要付出的代價更為昂貴。不久前，中國人壽順利地在海外上市，股民認購熱情高漲，股價活躍。其后卻被發現隱瞞了違規行為，導致海外投資者集體起訴要求中國人壽賠償損失，也使國家面臨信譽危機的考驗。 出于利益的考慮，國有銀行的總分行間信息傳遞和交流歷來就存在障礙，數據可以根據出臺的政策和各級經營者的利益頃向而人為調整，隱瞞不報、虛報夸大等情況一直存在。歷來主觀偽造信息所付出的代價不一定大，懲罰不具有威懾力。因此，在國有銀行上市過程中，披露信息不真實的行為也一樣可能會存在，如果為投資者和監管當局所知曉，后果可能是投資者起訴、巨額賠償、股價下滑、信譽受損、財務狀況惡化等。
員工待遇提高與業績不掛鉤的機制障礙。如果國有銀行上市提升了業績，員工的待遇理應提高；如果上市后裁員，業績未得提升也可以提高員工的待遇。但如果錯誤地將上市與待遇上漲掛鉤，業績未提升，待遇倒提升，或者各級職務的待遇與其勞動付出及承擔的責任不匹配，或者待遇普漲，人人有份，就使得提高待遇成為了一件庸俗的事情，時間長了還會滋長“大鍋飯”、“等著天上掉餡餅”不勞而獲的思想、員工隊伍不穩定等現象的產生，企業文化和員工戰斗力受到損傷，甚至對銀行獲取經營利潤產生負面影響，最終影響銀行的競爭力。
經營不善易導致信用和支付危機。國有銀行上市后，如果長久未能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經營中可能會出現較大的失誤，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導致支付危機，既損害了存款人的利益，又損害了債權人和股東的利益，還會對中國金融市場穩定性和國家聲譽產生重大影響。從金融市場看，國有銀行上市屬于國內上市公司中的“巨型航空母艦”，一旦有風吹草動，都會對股市產生較大沖擊，甚至會引發股市系統性風險；從銀行業市場看，由于銀行間有相互授信、資金清算和拆借等關聯交易，如果沒有外力迅速救助，一家大規模銀行的支付危機短期內可能就會迅速傳染到整個銀行體系及其他經濟實體；從存款人看，一家銀行的支付危機甚至整個銀行體系的支付危機將較為廣泛地影響到存款人的經濟利益，對社會的穩定具有不利影響，特別是我國當前并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存款人的經濟利益是否能得以保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種支付危機也體現了銀行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不夠強健。
無法妥當處理裁員。裁員一直是一件令管理層和政府頭疼的事情。從政府方面考慮，由于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員工動輒數十萬，如果按照市場化原則進行裁員安排，估計要下崗的人數甚多。這種大批量的下崗，會不可避免地對各地的安定團結產生不利影響，各地政府不得不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對下崗人員進行妥當安排，處理不當，后果較為嚴重。基于此種情況，政府可能會對銀行施壓，勸戒銀行謹慎行事，從而導致銀行的裁員無法按計劃進行。從國有上市銀行自身看，歷史上并非沒有過裁員的行動，但其難度還是很大的，好在上市前的國有銀行的股東是政府，政府又需要社會安定，裁員的力度實際上不大。在公開上市的情況下，裁員則不可避免，但裁員力度大小、堅決程度、步伐快慢都將經受行內外各種利益群體施壓的考驗。
當然，除上述國有上市銀行自身存在的隱憂外，中國的外部金融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有上市銀行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形成。首先，目前的監管法規、思想、文化和手段存在一定的問題，監管更多地著眼于控制風險而未能重視對銀行整體競爭力的支持，有關規定缺乏靈活性且監管過于細致，不利于銀行靈活地參與國內外同業競爭，監管法規層出不窮且缺乏穩定性，銀行無所適從，監管人員業務經驗不足，監管未充分考慮業務運作本身的自然規律等。這些監管中存在的問題，有的是很難短期改變的，因此，將會對上市后的國有銀行參與國際競爭造成一定的障礙。其次，混業經營尚未開放，使得銀行的利潤來源單一，服務手段落后，無法充分利用各類金融市場獲取競爭優勢，在與國際銀行的競爭中容易處于劣勢。再次，信用環境和法制環境不利于銀行經營。中國缺乏誠信文化，相應的法規還有待確立，統一的信用體系尚未建立，執法環境仍不理想，這些都易對銀行運作產生較大的風險，不利于良好公司治理結構的形成。
盡管存在上述各種隱憂，國有銀行上市的步伐仍在加速，可以預測的是，上市是必然的選擇，只要國有銀行擺正上市目標，正確處理好業務發展和風險管理的關系，建立良好的企業文化，國家作為大股東正確履行自身職責，按照法規正確披露有關信息，將員工待遇與業績掛鉤，裁員過程中體現人文關懷并重視與地方政府及相關利益方的溝通，努力獲取各方支持，還是能通過自身的努力提高競爭力的。此外，國家也應抓緊研究并逐步實施存款保險制度，優化金融環境，為國有銀行上市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在這些前提下，國有銀行上市的前景仍將是十分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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