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宏觀調控改革需做“四加四減”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宏觀調控改革需做“四加四減”
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
在上周末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 “解讀三中全會的改革政策”論壇上，有經濟學家表示，如果中國在未來能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科學宏觀調控，中國經濟仍然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此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還特別指出：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十八屆三中全會具有里程碑意義，尤其是在對宏觀調控概念的表述上。按照《決定》的新表述，我國宏觀調控未來將走向穩定與科學的軌道。
宏觀調控強調科學/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使得中國經濟增速穩定在8%左右，并再次回到兩位數以上增長，但其間數次調整利率與存款準備金率，對資本市場和人們對未來預期的影響，經濟學家們的態度莫衷一是。
按照《決定》的新表述，我國宏觀調控未來將走向穩定與科學的軌道。
究竟什么是宏觀調控？盧鋒表示，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是一個全能型的政府，不僅管宏觀也管微觀，事無巨細都在政府手里面，所以就沒有宏觀調控或者宏觀管理這一說。
“隨著改革的逐步推進，中國提出了宏觀調控、宏觀管理的問題。”盧鋒說，在1987年召開的“十三大”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樣一個基本的改革命題，同時也提出了要逐步健全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經濟調節體系。
在1992年“十四大”提出：“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同時也提到要健全科學的宏觀管理體制與方法。”盧鋒說。
在他看來，過去二十多年宏調方針的演變有幾個特點，第一是高度重視，每次都會講。第二是與時俱進，有一些細節表述的調整。第三就是在不同階段保留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要素。
盧鋒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有幾個特點，回到科學健全的說法，強調財政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強調機制化，強調參與國際經濟的協調機制。
分析人士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實際上就是要更加尊重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通過使用經濟手段，注重在法律框架內選擇調控的各項政策和措施。
盧鋒還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在解讀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給真正實現科學的宏觀調控目標提供了新的機遇。
面臨三道難題/
按照《決定》的說法：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二十多年了，我們一直在講宏觀調控，十多年了，我們一直要完善宏觀調控，似乎這個題目還是一個挺困難的題目。從過去二十多年，特別是過去十年來看，困難至少有三個方面。”盧鋒風趣地說道。
這其中究竟有何分歧呢？宏觀調控對象本身，在盧鋒看來，存在著界定不清晰的問題，在中國很多部門性的問題可能都會用宏觀調控對象這樣一個概念來處理。比如說糧食和生豬生產，鋼鐵和水泥產能過剩，特定行業技術標準、某些污染指標加劇。
“個人覺得這些問題政府可能都有必要適當干預，但是算不算宏觀調控的對象值得探討。”盧鋒說。
他還指出，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常規的宏觀管理的工具主要是總量工具，間接調節的工具，包括利率、財政。但是根據中國的情況來看，工具五花八門。
“目標和對象決定中國宏觀調控部門比一般市場經濟國家寬泛得多，不僅有央行、財政部、發改委，還有農業部、環保部，國土資源部也說自己是宏觀調控的主力。”盧鋒說，到底哪個部門是宏觀調控部門，這大概也是未來怎樣科學實施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問題。
《決定》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盧鋒表示，如果宏觀調控的對象過寬，工具過泛，部門過多，很多部門、很多官員都可以以宏觀調控的名義來對市場的行為加以干預或者限制的話，那么市場經濟的決定作用怎么能落實到位？
“四加四減”解決難題/
怎么解決宏觀調控的問題？盧鋒給出的辦法是 “四加四減”。四項減法的首先一點便是在認知和概念上做減法，更為科學和嚴謹地界定宏觀和宏觀調控范圍，減掉原本不屬于宏觀和宏觀調控內涵的因素和對象。
其后，一些部門職能定位需“去宏觀調控化”，改變宏觀調控“九龍治水”格局。“讓環保宏觀調控、土地宏觀調控、農業宏觀調控這類流行概念逐步淡出。”盧鋒說。
“三是減少用行政手段搞宏觀調控。”盧鋒說。四是在“產業政策宏調化”方面做減法。隨著經濟發展階段提升與市場經濟運行經驗積累，即便早先有必要的產業政策，或許也需削減瘦身。
他認為，對仍有必要實行的產業政策，實施過程應與宏觀調控干預適當區隔。產業政策應界限清晰與相對穩定，宏觀調控則因時而異與相機抉擇，二者屬性有別。“如果以宏觀調控名義實施產業政策，難免派生更多任意性干預與微觀化宏觀調控。”
而宏觀調控改革成敗關鍵在于做好加法。這主要體現在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在增加匯率價格杠桿調節功能上做加法。“制度性限制使匯率機制基本完成向市場化方向轉軌。”
二是要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在更好發揮利率價格杠桿調節作用上做加法。更好發揮利率價格調節功能創造體制條件。三是應調整現行央行體制，在提升其執行貨幣政策獨立性上做加法。適當擴大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應利大于弊。
盧鋒認為，這方面改革有助于提升貨幣政策的專業性和有效性，有利于減少地方、部門等局部利益的過多影響，有利于提升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并增強其可問責性。
最后一項加法在財稅領域。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體現為提升財政預算制度透明度，減少政府財政直接投資比重，推進結構性稅制調整。
加快建成大國公共財政體制，是現代國家的基礎制度建設，同時也有望提升財政總量 “自動嵌入”與“相機抉擇”兩重宏調功能。
著名經濟學家汪同三近期也撰文指出，宏觀調控能否發揮穩定經濟運行、防止大的波動、有效抵御外部沖擊的積極效果，關鍵在于能否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宏觀調控實質上是政府對市場的某種干預。
他認為，這種干預必須建立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也就是無論對宏觀經濟形勢的預判，還是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以及必要的政策措施調整，都必須充分尊重市場規律，按市場規律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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