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

　　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入世”紅利和國際產業轉移紅利之后，若要求得經濟發展的下一個“黃金十年”，唯有以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以十二分的緊迫感倒逼經濟轉型，通過深層改革整體設計，提出并落實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的中國經濟改革整體框架。通過全面推進金融體系和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完善政府規制，營造公平競爭環境，著力推進技術進步的內生化，提高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將經濟增長建立在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基礎上。

　　當中國經濟的增長到了需要全面清理沉疴并核算改革成本的時間窗口時，意味著增量改革的使命完成之后，其負效應的陸續表達已成為深層次改革的主要阻力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使命之一便是：在全面整理改革開放35年來經濟增長負效應清單的基礎上，鎖定關鍵領域的深層次改革，給出明確的改革路線圖，搭建配套的制度執行框架，為中國經濟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的持續有效增長提供政策保障。

　　中國能否在新的起點上以改革為依托，通過釋放改革紅利為新一輪發展周期注入活力，某種程度上正取決于本次全會能否給出相關的解決方案。稍稍瀏覽一下國際主流媒體便可知，全球都在關注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釋放什么樣的改革信號，拿出什么樣的改革方案。因為今日中國經濟早已告別了35年前那種低能級且封閉的計劃經濟體系，而成為在全球經濟競爭與產業變遷中居舉足輕重角色的開放型經濟體。

　　2012年，中國創造的GDP已占全球總量的11.5%，對外貿易額占全球貿易總量的11.1%。在一向較為低調的對外直接投資中，中國近年來也在突飛猛進，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占全球當年流量和存量的6.3%和2.3%，位列全球第三和第十三。人民幣在全球交易貨幣排名中躍升為第八位，盡管所占比例只有2%，但成長空間很大。可以說，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邏輯框架下，中國經濟的每一個改革動作，都將通過傳導機制產生世界意義。

　　從時間波段來說，如果以十年作為檢驗中國最高決策層的政策設計效果的時間光譜，那么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首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以來，經過兩個十年的改革探索與政策執行，中國無論是在經濟發展模式探索還是相關的改革成效，均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特別是在最近十年里，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大幅提高，財富積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經濟規模連續躍上幾個臺階，正加速由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向產業與資本強國邁進。

　　只是應當看到，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入世”紅利和國際產業轉移紅利之后，未來十年的增長動力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環視當今世界經濟規模排在世界前六位的經濟體，中國無疑是其中經濟制度最不完善和整體技術水平最為薄弱的國家，國民福利水平亦是最低的，這就為經濟持續增長種下了不利條件。

　　改革開放35年來，包括各級政府在內的所有市場參與主體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已經被證明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轉型，如何找到轉型的切入點以及適應經濟轉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這些年來的進展與國家和社會的期望卻仍有一定的距離。如何治理早已內外失衡的經濟系統，如何在保持經濟較快增長過程中實現增長動力的切換，如何在提升經濟增長福利效應的同時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有這些，既需要清晰的路線圖及與之匹配的政策執行力，也有賴于所有參與主體從戰略高度上重視經濟戰略轉型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從這個意義上說，1993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改革的頂層設計與隨后的制度執行，在歷時20年之后已經到了大規模升級并向深水區邁進的時間窗口。

　　中國經濟若要求得經濟發展的下一個“黃金十年”，唯有以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全面推進金融體系和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完善政府規制，營造公平競爭環境，著力推進技術進步的內生化，提高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將經濟增長建立在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基礎上。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注定要在全球經濟格局變遷中占據主角地位的中國，能否在未來十年迎來經濟發展的精彩“第二季”，某種程度上就取決于中國能否在鏡鑒先行工業化國家發展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以十二分的緊迫感倒逼中國經濟轉型，通過深層改革整體設計，提出并落實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的中國經濟改革整體框架。

　　其實，無論是早已出臺的“十二五”規劃還是十八大報告，均已給出了清晰的中國經濟轉型路線圖，目前的問題在于，亟待通過構建具有制度約束力的執行框架，讓長期受制于傳統增長模式路徑依賴的各級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實貫徹這張路線圖。

　　而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可能涉及的相關領域改革來看，無論是金融改革、財稅改革、政府管制改革、要素價格改革，還是土地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及戶籍制度改革等等，無一不涉及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中國經濟戰略轉型涉及的不僅僅是增長模式的轉型，還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設和改革，例如，要盡快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確立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從各國政府改革的歷程來看，對政府行為的規制，往往說易行難。

　　改革時間窗口不容再失。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取決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的環節。因此，未來一段時期，我們非得加快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步伐不可。即在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同時，通過相關制度設計，實現政府轉型，使得市場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使財政政策和財稅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以及農村改革相結合，使貨幣政策與銀行業改革以及證券市場基礎制度改革相結合，以建立公平的宏觀經濟環境和使經濟主體保持活力的微觀機制。進一步地，政府在釋放權力、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通過適當轉移支付，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向民間尤其是廣大百姓的有序轉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輔之以高質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最后，切實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的有效性，將經濟增長的重心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上來，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并創造新的需求。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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