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朱凱

　　業內有觀點認為，匯率手段或是目前大格局下，貨幣政策工具中風險相對較小的選項之一。

　　利比亞等局勢動蕩，美元持續疲弱，使得國際油價、金價屢創新高，進而帶動大宗商品價格整體上揚。由此主導的全球通脹壓力加大，有可能危及世界以及中國經濟的復蘇。

　　興業銀行資深經濟學家魯政委(專欄)提出設想，人民幣單邊升值或許不是綜合利弊后的最終選擇。他表示，在人民幣匯率期權已正式推出的情況下，宣布人民幣對美元波動幅度的擴大，就變得非常必要和迫切了。“目前官方允許的人民幣對美元波幅僅為0.5%，造成了諸如匯率風險意識無法有效培育、貿易部門不愿采用非美貨幣結算、歸結于外匯儲備中的幣種過于集中等一系列問題。”

　　中國農業銀行高級研究員馬永波認為，新公布的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資(FDI)金額達到303.4億美元，同比增長29.4%，結合外匯占款及外貿數據等去看，至少表明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入勢頭并未得到遏止。“考慮到美元貶值等匯率因素及物價上漲的綜合影響，熱錢雖暫未出現激增趨勢，但對抗輸入性通脹將可能成為下一步的政策考慮重點。”

　　歐美經濟增速可能出現的放緩，將會加速資金流入基本面更為樂觀的新興市場國家。外資流入的速度及方向，有可能成為未來我國政策的主要變量之一。

　　另一方面，前期公開市場操作增量過快、準備金率達到歷史高位、短期內持續加息的動力不足等背景之下，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將有助于較好遏制日益凸顯的輸入性通脹壓力。

　　以史為鑒，日本在1980年代本幣大幅升值后，進口價格的下降幅度抵消了升值帶來的成本上漲，日本隨后也繼續保持了貿易順差。專家分析稱，對于我國的一般貿易而言，人民幣升值會直接帶來進口原材料及國內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今年以來礦石、能源、棉花等原材料進口價格上漲，是國內商品生產成本和出口成本上升的最大“導火索”。

　　匯率機制調整無疑面臨著系列“兩難”選擇。招商銀行高級分析師劉東亮認為，準備金及加息等手段的累計，會否產生“超調”負面效果，仍值得關注。而目前我國匯率機制運用還處于兩難境地之中，過快升值會稀釋已有其他政策工具的實施效果，而當今的大環境下，不升值又會加劇海外價格對國內企業成本的不利引導。

　　馬永波認為，總體分析，我國仍將堅守小幅漸進、有序的升值步伐，大幅升值并不符合我國國情和現狀。“人民幣對美元波幅是否需要加大，也將取決于人民幣升勢是否均衡以及外界對此的預期。如果不是單邊升值態勢，適度放開波幅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