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勇

　　國民經濟的內部失衡總會等于外部失衡，這是一個恒等式的關系，而要實現經濟再平衡，可從外部失衡著手，也可從內部失衡著手。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者認為，匯率升值會受到來自國際游資的干擾，匯率通常不是實現內外平衡的可行途徑；其實，在固定的名義匯率下，通過工資和物價的變化，實際匯率會作出充分調整，以保證國民經濟基本平衡。

　　正是從這個角度，包括斯坦福大學的羅納德·麥金農教授在內的一些學者，近日表達了對中國重啟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的不同看法，認為人民幣升值帶來的不確定性會干擾企業增加工資，而升值對漲工資也會構成替代關系，結果由于內部失衡得不到調整，外部失衡也會無從緩解。

　　然而，上述觀點只有在工資能靈活調整的情況下才能成立，而工資和物價能夠充分且及時調整的假定，在很多時候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薩繆爾森－巴拉薩效應預言，在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國家，實際匯率將同步升值。然而，十多年來，中國的工資和物價，以及人民幣匯率都保持了相對穩定。顯然，如果工資獲得了足夠的上漲，將會部分抵消“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減少順差，并讓外匯儲備積累放緩；同時，工資充分的上漲也會改善國民收入在家庭、企業和政府間的分配，提升家庭消費，降低儲蓄率。然而，這兩點都沒有出現。

　　中國龐大的勞動力供給，限制了薩繆爾森－巴拉薩效應。鑒于近期勞動力市場出現的一些變化，有人認為，工資調整的步伐將明顯加快，而這將減輕匯率調整的壓力。今年以來，用工荒比往年更加嚴重，勞資摩擦有所加劇，市場工資和最低工資有較明顯上升。對這些變化，筆者以為，與其說是中國勞動力供給進入短缺時期的光兆性表征，還不如說是對過去工資過低增長的滯后糾正。中國目前正處于人口結構最為有利的時期，農村人口比重遠遠大大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依然顯著。在國家相關政策的作用下，工資會保持溫和上漲，但鑒于勞動力市場供求的基本格局，工資上升的力量不足以促成實際匯率的充分調整。

　　談及匯率，總繞不開對日本經驗的解讀。麥金農教授說，在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下，日本上演了戰后奇跡：從20世紀50年代早期直到1971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制造業勞動生產率高速增長，貨幣工資增速達10%以上。到了1971年，由于當時日本已成美國最大的工業競爭對手，美國開始錯誤地逼迫日元升值。1990年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跌入一輪通貨緊縮低迷期，至今尚未恢復。就在今年，日本的工資水平事實上還出現了下降。

　　這個描述完全是從匯率角度來解釋日本經濟的興衰。不應忽視的是，與日元同啟升值進程的還有當時西德的馬克，當時的西德經濟并未遭遇日本式夢魘。日本工資的上升幅度與經濟增長是同步的，而經濟增長率的下滑則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匯率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但并非決定性的。在人口結構上，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已顯現，儲蓄率和投資率隨之下滑。在經濟增長動力上，日本企業未能及時跟進新經濟浪潮，領導創新的能力減弱。在政策上，與日元升值相伴隨的是，日本長期實施了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以期抵消本幣升值對日本企業的沖擊。

　　假以時日，中國的工資調整機制會足夠健全，那時出口部門擴張會增加勞動力市場需求，進而工資水平上升，并帶動有效匯率上升。但這一條件目前還不具備�，F在，政策面是可以建議加快工資上漲幅度，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但最終決定一般工資水平的，還是勞動力市場供求的基本格局。由于在勞動力的供給彈性在相當長時間里依然較大，工資可能還無法獲得與勞動生產率同等幅度的增加。

　　總之，匯率體制改革與工資上漲不存在理論上的顯著對立關系。在當前條件下，勞動力市場是抑制工資上漲的主要因素，而不是名義匯率。在短期，匯率是個不可替代的手段，升值比漲工資更容易操作，說服企業加工資并不容易。

　　升值和工資上升之間，除了有替代關系以外，還有著明顯的互補關系，過多地強調前者有失偏頗。完全依賴漲工資調整實際匯率，會對國內通脹造成較大壓力。這中間的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機制尤其值得關注。如果物價上漲很快趕上工資上升，那么實際工資則靜止不動。匯率升值有利于控制國內整體的通脹水平，從而為漲工資提供空間，并能提升貨幣工資的購買力。此外，工資上升不僅會增加出口企業成本，也會增加非出口企業的成本；而升值則有針對性地增加了出口部門的生產成本，從而更好地調節內外失衡。

　　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以及顯著的內外失衡，決定了需要依賴多種手段調整經濟結構，這也意味著這些手段有著很大的互補空間。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漲工資和匯率體制改革可以攜手并進。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宏觀經濟金融觀察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