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 薯

　　 讀史以明智，當歷史重復發生時更是如此。

　　 《金融危機真相》是經濟學家戴維·德羅薩2001年的作品，再現了上世紀90年代全球范圍內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的驚心動魄場景。

　　 亞洲金融危機過去了10年，美國次債危機又起，并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一。此時德羅薩作品中文版的出版，也算是“趕早不如趕巧”了。德羅薩的研究，不僅揭示了金融危機的“真相”，也描述了政府部門危機應對機制的真相——“危機，是政府干預的源泉”。

　　盛衰循環不斷

　　 類似的危機總是重復發生，對于危機的反應也一再自我復制，危機之后接著又是一次更大的危機，這似乎已是一個逃脫不掉的循環。

　　 究其根源，可以說人性如此：人類對于財富的追求，就像是一個個波浪，一下是高潮，一下是低谷；而由于人類難以克服的感情因素，這些高潮和低谷還總是被放大到“非理性”的地步，就像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對股市的形容——“非理性的繁榮”。

　　 我們能夠戰勝這種“抽瘋式”的盛衰循環嗎？以歷史經驗來看，恐怕是不可以的。因為這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市場的本質缺陷，市場就是一群逐利的人，既然人貪婪與恐懼的本性不變，市場的波動也不會改變。要知道，那些技術派人士正是以這種人性不變作為理論基礎在投資市場中獲利的。

　　 人類的金融危機一次接著一次，導致了政府功能的不斷擴大，政府肩負起了戰勝波動性的重任，不過波動性可能被暫時減小，但是更大的波動卻會一再發生。

　　 如果說，政府真的“能做些什么”的話，按照德羅薩對于歷史事件的梳理分析的結論來看，那就是“盡量少做一點什么”。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先看看《金融危機真相》究竟說了些什么。這位德羅薩先生現在任教于美國耶魯大學，不過他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也曾任教于芝大商學院研究生院，因此是一個典型的“芝加哥學派”，高舉的是經濟自由主義大旗。

　　 在德羅薩眼中，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到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不是由于市場失靈，而根本就是人為因素對于市場制度的破壞的后果，比如被德羅薩視為罪魁的“固定匯率制度”。“各國政府官員為開脫罪責，紛紛控訴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指責貨幣投機者，事實背后的真相卻不是這樣。”

　　 很可笑不是嗎？固定匯率制度被設計出來以減少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但是這種為減少波動而采取的“強制”行為導致的卻是市場在頃刻之間爆發一次災難性的大波動。

　　危機是干預的源泉

　　 更進一步，德羅薩不僅批評了固定匯率制這個錯誤根源，還批評了在解救危機中各國各地區政府的所作所為，他認為，“危機就是政府干預的源泉”，而這種干預，更多的時候是違背市場原則的。

　　 德羅薩舉了兩個典型案例。一是香港“背離了自由市場典范”，干預股票市場，狙擊了以索羅斯為首的金融大鱷；二是美聯儲對于長期資本公司（LTCM）的拯救。有意思的是，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還嚴厲批評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干預行為，而幾個月后美聯儲對于LTCM的干預也超越了中央銀行與私營部門分離的界限。

　　 讓德羅薩感到最糟糕的是，“無論是美聯儲還是香港金融管理局，事情看起來好像是，如果沒有政府的定期指導和積極干預，世界金融體系就會崩潰”。

　　 美聯儲和香港金管局錯了嗎？我們沒有下定論的能力和權力，至少它們的行為都在當時減少了市場的波動性，同時也減少了更大的損失。不過，我們可以接受的德羅薩的觀點是，市場原則的確遭到了破壞。

　　 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魯賓后來在其自傳《不確定的世界》中曾經回顧過政府挽救市場的干預行為，大致意思是：比較拯救LTCM等企業所造成的“道德風險”和市場可能遭受到的巨大波動的破壞，以實用主義的做法，還是兩害相較取其輕比較好。值得注意的是，魯賓的這種說法實質上也承認了政府干預的破壞作用。

　　 如果是這樣，政府“當考慮對私有部門危機實施干預時，就需要極度謹慎和自制”，因為，“央行和財政部長們成功地處理危機只是相對罕見的現象”，而且，“干預的影響可能會持續很久，因為政府可能會開創許多干預先例，而這些先例后來會成為進入各種私有部門市場的借口”。

　　次債的因果循環

　　 市場不是完美的，但也不是同樣不完美的政府可以完全修補的。更多的時候，這一次的過度修補，可能成為下一次危機的根源。我們能為政府干預危機而造成下一個危機找到的最好例子，就是當下的美國次債危機。

　　 去年8月次債危機剛剛爆發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就公開撰文批評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目前次級抵押貸款危機與格林斯潘在任時推行的政策有關，“斯人已去，遺害猶在”。

　　 斯蒂格利茨的邏輯是，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美國出現衰退，美聯儲選擇了連續降低利率的措施救市，可是降息本身并沒有多大刺激投資，經濟隨后繁榮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人開始更多地貸款買房和負債消費，低利率促進了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繁榮。

　　 降息的同時，美國還不斷放寬放貸標準，針對信用等級不高者的次級貸款發放額不斷上升，允許個人貸款的數額越來越大，還出現了一些非固定利率的貸款品種，這些都促使沒有足夠金融知識和風險意識的貸款人更加盲目地借貸。

　　 斯蒂格利茨說，“格林斯潘似乎認為，美國經濟只要有他掌舵就能一直欣欣向榮，但經濟增長總有難以維持的一天”。可惜，太多的美國人在制定家庭預算時沒有留出余地，以至于泡沫破裂后無力償還貸款，最終導致危機爆發。

　　 次級債，這是一場正在發生中的危機，也許還沒有到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刻。誰又能想到這場危機和幾年前的美聯儲救市有關呢？現在，美聯儲又在救市了？

　　 沒有人說不該救市，我們的確不能對于眼下的危機視而不見，而且政府手里的確還握有可以見效的救市武器。不過，救市歸救市，救市措施的“度”卻是需要把握的。

　　 德羅薩在《金融危機真相》一書中的最后一句話說得好，“總的來說，世界經濟福利面臨的一個大的威脅就是，人們對短期經濟低迷的容忍程度太低，而對于調整市場經濟所取得結果的期望又太高了”。

　　 我們是不是也這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