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未來五年金融改革發展黃金期

　　□ 高盛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梁紅

　　中國經濟的持續強勁增長和人們對于中國的長期發展的擔憂形成了明顯的對比，產生這種分歧的部分原因在于上個世紀最后十年里亞洲“經濟體”和日本在經濟上令人失望的表現。20世紀90年代不僅沒有成為亞洲的時代，反而見證了亞洲許多曾經充滿活力的經濟體陷入金融動蕩或者長期低迷。

　　金融改革會再次提高效率

　　亞洲大部分經濟體過度依賴外需和政府主導投資的發展模式被認為是它們脆弱的根源，而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表面上和亞洲發展模式有諸多共同之處。如果中國的國有工業和銀行系統的效率更加低下，它怎么能夠避免和亞洲其他經濟體相同的命運呢？ 然而�� 中國的發展模式在許多其他重要的方面與“亞洲模式”不同。

　　在我們看來，推動中國發展的原動力具有很多“中國特色”。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要素的積累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同等重要的推動作用�熑绻�前者不比后者更為重要的話�牎：苊黠@，中國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的決策是正確的。人均收入持續而可觀的增長提高了億萬人民的生活水準，這樣的成果不能輕易地被描繪成“海市蜃樓”或者“泡沫”。

　　因此，

　　但是，改革的復雜性已經并將繼續給中國帶來艱巨的挑戰。此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成功地完成了從中央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漸進轉變。因此，人們很容易把中國的試驗武斷地定性為錯誤的甚至是注定要失敗的。但是，中國的表現不斷給世人帶來驚喜。我們只有很好地了解這些變化的推動力，才有可能對中國將來的發展做出較為準確的預測。

　　所以，我們預測接下來的幾年將是中國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因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所進行的相關改革將進一步帶來可觀的“改革紅利”。隨著中國履行它的入世承諾，放松對主要國有工業的控制，改革金融系統并加強與全球經濟的合作，我們將看到資源配置效率進一步大幅度地提高。因此，在中期，中國的生產力將再大幅度提升。

　　但是，在中期以后�� 當中國人均收入超過3000美元的界線后，不確定的因素會增加，適當的謹慎則是必須的。中長期的挑戰并不在于收益遞減效應造成的增長變緩，而在于那些“滯后”、但是卻是必須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可能會日漸艱難。漸進的改革會不會有極限？會不會隱藏著最終無法突破的隱性成本？

　　整體生產力提高迅速

　　很多人認為過去27年中國超過9%的年均增長是源于快速，甚至是過度的資本投入。此外， 中國的低投資效益一直為人所詬病，甚至被視為中國的“阿喀琉斯的腳踵”。大部分對于中國低投資效益和與之緊密相連的低效率金融系統的指責不無道理。但是，對中國生產效率更加全面的評估應該是基于整體生產力的評估，而不僅僅是投資效率的評估。

　　全要素生產力�烼FP�犑墙洕鷮W家們在評估整體經濟效益時最常用的一個指標。TFP也被稱作梭羅剩余或多要素生產力，它是指與要素投入增長無關的產出增長。與僅由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益增長相比，這個概念更加全面——因為它還反映了更有效的資源配置和管理，更密集的勞動力使用，更有利的經濟、法律和制度環境。

　　通過使用TFP 指標，很多學術研究發現在1978年之后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對經濟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實際上，利用類似的增長核算評估方法，我們發現中國生產力長時間持續的良好遠遠好于其他亞洲經濟體。

　　我們得出了一個和很多學術研究相同的結論：盡管要素積累，即物質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舉足輕重，但是生產力的快速持續提高起到了同樣重要的作用。在這一時期，TFP 收益達到年均3.3%， 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6%，這和物質資本積累的貢獻率非常接近。

　　包括2005年經合組織發布的報告都支持這樣一個基本結論：中國1978年后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生產力的增長，其它研究1978對年后的中國生產力年均增長的估值介于2%到4%之間。按照經合組織2005年對國家統計局微觀工業數據的分析，私營工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比國家直接控股企業快了兩倍以上，比國家間接控股企業快至少60%。與此同時，工業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和政府控股的份額成反比。

　　入世加速金融改革

　　在我們看來，中國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通過深入的改革把資源配置的主體逐步轉向市場。同等重要的是在這些變革的實施過程中領導人所采取的務實態度。很多時候，改革需要進行初步摸索和先期試驗，而為了改革順利實施還經常需要安排一些過渡機制。因此，早期小規模改革取得的成功會贏得政府和全社會的支持，以進一步推進更大膽的改革試驗。

　　雖然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還需要重新定位；國企改革和銀行業重組還有待推進；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還需完善；法制建設也有待加強。中國是否會將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中國能夠把握改革和維系社會穩定之間的平衡嗎？

　　預測未來是困難的，預測中國的未來就更加困難。簡單地用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歷程來預測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忽視中國經濟的特殊性。我們認為中國改革的成敗的關鍵在于是否能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并且賦予民眾更多決策權。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對中國經濟的中期發展前景比較有信心，而承認更遠的未來則存在著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我們認為入世會從兩個方面推動中國經濟在未來五年間繼續以年均8-9%的高速增長。

　　加速國內改革。我們預計中國會履行入世承諾，在未來的兩三年內進一步開放重點產業。政府已經加大了對銀行業和資本市場的整頓力度。作為世貿組織成員，中國的商業法規會與國際標準接軌，這將有助于中國提高監管系統的穩定性和透明度。

　　進一步工業化和國際化。隨著中國企業的產品檔次不斷提高，全球化將進一步把中國納入世界產業鏈當中，繼續提高中國的技術水平，并使生產力持續增長并帶來巨大的效益。這一點在企業間生產效率差別日益擴大的今天尤為重要。

　　盡管履行入世相關改革充滿挑戰，但中國政府已經對此做出承諾，而且改革似乎也得到廣泛的政治和社會支持。我們認為中國會兌現包括向私人投資者開放金融服務業在內的絕大多數承諾。這些改革不但不會威脅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穩定而且會使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和人均收入得到很大提高�� 而這些改革的成果又將成為下一步改革的動力。

　　當然，如果中國遲遲不能推進這些改革，長期經濟前景會變得比較黯淡。此外，中國也有可能在經濟調控中出現失誤。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價格機制，無論是利率還是匯率機制，在宏觀調控中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

　　收入分配變化是關鍵指標

　　我們認為收入分配的演變包含著許多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信息。 過去27年來的改革已經顯著地減少了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但是城鄉差距、沿海和內地的差距也不斷擴大。

　　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隨著平均收入的不斷提高，“擴散效應”會減小收入差距。但在中國，“擴散效應”發生的速度是否能為社會所能接受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中國是否存在阻礙利益分配到低收入人群的制度性障礙。這些制度性障礙包括限制民工的工作機會，及其子女在城市的就學權利，阻礙民營企業進入競爭性行業，保護低效的壟斷國有企業等。

　　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收入分配反映出中國市場的真正規模。收入的合理分配意味著更多的人具有較強的購買力和更大的國內市場，如果中國真是一個擁有13億具有消費能力的人口的市場，與消費相關的產業的過度生產或過度投資的可能性就很小。此外，作為一個巨大的大陸性經濟體，中國的發展不應該也不能夠過分依賴出口。因此，通過改善收入分配來促進內需增長對于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社會收入分配的改善有助于保持社會和政治穩定，擴大中產階級的規模，而且也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

　　但是，改善收入分配不應該通過平均主義方式來實現。正是這種平均主義使得中國經濟在1978年前處于停頓狀態。我們認為政策調整應該集中在消除那些阻礙利益合理分配的因素上。另外，通過增強國有企業市場化的透明度和賦予農民更加完整的產權，中國的收入差距能得到進一步縮小，同時社會矛盾也會得到緩和。對于正在努力解決農村消費滯后問題的政府部門來說，中國臺灣地區通過土地改革縮小收入差距的經驗值得借鑒。總體來說，收入分配是評估中國市場的真正規模和監測社會矛盾風險的一個重要因素。

　　對中國未來比較樂觀

　　最后，中國能夠而且已經得益于后發優勢。這些優勢不僅僅包括技術水平的迅速提升，更重要的是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都將幫助中國避免重蹈覆轍。換句話說，中國有機會將其他國家所犯的錯誤引以為戒，做出正確的決策。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對韓國式企業集團的發展模式很感興趣，但是在亞洲經濟危機之后中國放棄了這種模式。如果中國能夠從日本長期保持低匯率的錯誤做法中吸取經驗，就應該盡早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從而避免日后經歷日本那樣痛苦的調整過程。

　　中國改革的成敗意義重大。如果中國能夠采取正確的政策，它將成為一個經濟強國，而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將享受到中上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我們的BRICs報告預測到2041年中國將會重新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如果中國加快改革步伐，經濟發展速度可能比我們的預測還要快。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前五年表現出色，它的發展速度將肯定會超過我們以前報告中預測的8%增長率。所以，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對中國的未來繼續保持比較樂觀的態度。

　　(立方 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