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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兩年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03年春季討論會上，本文作者、中國社科院特邀顧問、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教授曾以《研究宏觀經濟形勢要關注收入分配問題》為題作了一個發言。當時討論的一個焦點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這兩年這個問題的討論有了一些新的進展。社會公平問題受到社會上日益增多的關注。這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不無關系。本文是作者為本月22日由中國社科院召開的2005年春季座談會撰寫的主旨發言，經作者同意，先由本報獨家全文發表，以饗讀者。
社會公平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社會公平狀況不好，就難以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重視社會公平，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要正確處理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關系。
一
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關系在我國討論，已有好些年頭了。去年夏天以來，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辯論，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又一次效率與公平關系的討論。這次討論不是完全無效果。討論中出現了不少精彩的文章。討論的成果有助于改善我國公平與效率關系的現狀。
在效率與公平的天秤上，爭論的一方強調的是效率，而較少注意公平。認為只要能夠使社會財富總量增加，什么改革手段都可以用，諸如在我國現有情況下，MBO即管理人收購的辦法也可以用。如果有能干的管理人收購了國有企業把它搞活，總比讓它逐漸“冰棍消蝕”為好。因此，“糾纏分配問題沒有意義”。爭論的另一方則以社會公平的名義，竭力反對在目前法律缺位，國有資產真正主人翁也缺位的情況下，將國有資產賤價或白送給少數人，讓他們一夜暴富。
國有資產產權改革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一個強烈的公共政策問題。所以爭辯不但有學者參加，而且有公眾參加，這是應該肯定的。這次討論大量公眾參與與網絡媒體的活動，是我國公民公共政策意識增強的表現。他們幾乎一邊倒地傾向于贊成上述后一方的意見，表明從公眾輿論的角度來說，后一方是占了辯論的上風。所以前一方就責難對方，“引爆了公眾不滿國資流失和社會分配不公的情緒”，把不應當由公眾討論的“潛規則”拿出來公開討論了的說法！
再從對政府決策的影響來說。國資委經過眾機構的調查研究，確認了MBO在我國現行情況下問題很多，總之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于是對MBO的政策調整了說法，由過去“從來沒有說過反對管理者收購”，到“國有及國有控股的大企業不宜實施管理者收購”，到最后斷然宣布“國有大型企業不準搞管理者收購”，中小企業只能在極嚴格的條件下公開公正地試行。這也可以看成是對公眾輿論的回應，雖然官方沒有那么說，但是如果說一下，也不見得有損我們權威機構的尊嚴，反而會獲得反映民心和民眾支持的好譽。總之，這次爭論的結果，無論從輿論上說或從決策上說，都在效率與公平的天秤上，添加了公平的份量，略微校正了過去偏于一方的傾向。
二
本來從學理上說，公平與效率這一對概念，是一個矛盾統一體。常識告訴我們，收入分配越平均，人們的積極性越削弱，效率自然會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規則公正，就會有助于提高效率。從另一方面說，不提高效率，蛋糕做不大，難以實現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決社會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講公平，收入差距拉得過大，特別是分配程序規則不公，也會導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響社會穩定。所以效率和公平從來就是既矛盾又統一的，處理好這兩者的關系不容易。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和社會階級矛盾，吸收了社會主義思潮，推行了社會保障、福利的措施。現代自由主義國家既強調效率，也不得不講公平；現代福利主義國家很強調公平，但也講效率。他們的效率和公平，都達到相當的水平。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社會公平、福利的措施，實比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還要完備得多。當然這有歷史發展的背景，不好簡單類比的。
我國改革開放前，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國家，大鍋飯的分配體制，使效率大受影響。二十多年前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后，逐漸講求效率，拉開收入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農村到城市，經濟活躍起來，非常見效。于是經過十多年，就把“兼顧效率與公平”作為經驗總結，寫進了十四大的決議。但是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在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提法上有一個新的變化。就是把以前的“兼顧效率與公平”，改變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使這兩者關系，由效率、公平處于同等重要地位，改變為效率處于“優先”的第一位，公平雖然也很重要，但處于“兼顧”即次要地位。兩個“兼顧”意義很不相同。所以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開始，每次中央重要會議文件都這么提，直到如今。所以，它是我國在收入分配政策領域的正式精神。
共產黨向來主張社會公平和公正。為什么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在分配政策上要把公平與效率相比放在“兼顧”的次要地位呢？這與我國經濟長期落后，難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決眾多社會矛盾，有密切的關系；與我國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葉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和發展趨勢，給我國帶來巨大機遇與挑戰，也有密切的關系。這種情勢迫使我們積極進取，盡一切努力增大我國的國民財富和綜合國家實力，所以鄧小平南方講話要求，“思想更解放一點，改革與開放的膽子更大一點，建設的步子更快一點，千萬不可喪失時機”，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樣就把增加國民財富總量和國家經濟實力的問題突出地提出來，效率成為第一位的問題。另一方面，制約我國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當時仍然是過去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平均主義的影響。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國民財富總量，就必須進一步“打破平均主義，合理拉開差距，堅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這一句話也正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中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時所作的說明。
所以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效率與公平關系的新提法，是適合我國當時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確的。經濟理論界闡述和宣傳這一分配政策的精神，也是正確的。在這個過程中，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社會階層結構逐漸發生變化，經濟理論界也出現代表不同利益的聲音。有些人借“優先”和“兼顧”之差異，有意無意地貶低，輕視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單純為一切斂聚財富的過程辯護，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因為在這一時期，中央一再強調，“先富要帶動和幫助后富”，“要注意防止兩極分化”，絲毫沒有忽視社會公平的意思。
三
回過頭來看國資流失造成少數人暴富問題。為什么經濟理論界有人寬容這種現象甚至為此辯護呢，除了別的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外，這與九十年代以來國企改革進入了“產權改革”階段有關。“理順產權關系”是1992年十四大提出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建立包括“產權清晰”在內四個特征的現代企業制度，此后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發展為“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產權改革”是一個新概念，探索產權改革的理論和途經，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缺乏經驗。要借鑒現代市場國家的理論和經驗。于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應運輸入。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市場經濟運作機理的分析上，不是沒有可以借鑒的東西。但在中國傳布這一學派的部分學者，卻借此轉換命題，在產權改革問題上曲解國有產權不清晰，暗地或公開地宣揚和推行(通過他們的影響)國企私有化的主張，利用國有企業改制之機，制造大量社會不公的事實。這就大大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精神相悖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我國改革中，只能“適我所需，為我所用”，斷斷不能讓他主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這不僅是我國經濟學界應有的認識，也是一些經濟部門的決策官員應該注意的問題。
四
我在2003年《關注收入分配問題》一文中指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我國一定時期收入分配的指導方針，而不是整個市場經濟歷史時期不變的法則。許多同志把這一方針視為市場經濟不易的法則，這是與歷史事實不符的，一些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就沒有這個提法。我指出我國這一提法的準確性，時效性，仍可以有討論的余地。
隨著總量發展、經濟效率問題逐步得到相對的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會逐步上升為突出的問題。不能忘記，鄧小平在1992年就對突出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做出前瞻性的論斷。他曾設想，在20世紀末到達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的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到世紀之交，我們并沒有按照鄧小平的預示，突出提出和解決貧富問題，調整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關系。在前述文章中，我曾以我國目前基尼系數處于倒U形曲線的上升階段，收入差距客觀上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一時難以倒轉，隱含地解釋鄧小平的預言可能樂觀了一點；看來要到2010年人均收入達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數才有可能倒轉下降，那時才有可能開始突出解決這一問題，實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效率與公平并重”或“效率與公平優化結合”的過渡。
當時學術界就有人針對我的意見，認為不能把突出解決貧富差距和改變效率公平關系推遲到2010年以后，因為“中國人對貧富差距的承受能力已達到極限，目前改變適當其時’。最近也有文章指出十年前就有人驚呼中國收入差距已經過大，這不符合中國發展的實際。
收入差距是否已經擴大到中國人承受能力的極限問題，當然也可以討論。在上述文章中，我曾說中國收入差距過大主要受城鄉之間差距過大的影響，雖然消滅城鄉差距是我們今后努力以赴的目標，但是歷史形成的巨大城鄉差距是一個客觀現實，農村居民知道一時難以攀比城市生活水平，所以承受能力還是有較大的彈性。我國人民對基尼系數在客觀上繼續上升還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不過我現在重新考慮，收入差距擴大是否到達承受極限的問題，同校正效率公平的關系，近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收入差距擴大到達承受極限，很可能與到達兩極分化相連系。我們現在顯然不能說已經到達兩極分化(這是鄧小平說改革失敗的標志)，也不能說到達承受極限。基尼系數客觀上還處在上升階段，如不采取措施，則有迅速向兩極分化和向承受極限接近的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從現時起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調整效率與公平關系，加大社會公平的份量。可以第一步逐步減少收入差距擴大的幅度，以后再逐步降低基尼系數的絕對值。所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現在就可以開始淡出，逐漸向“公平與效率并重”或“公平與效率優化結合”過渡。
五
為什么現在就應加大社會公平的份量，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呢？
經過2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國家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現在已經完成GDP第一個翻番和第二個翻番，正在進行第三個翻番階段，在我國居民生活總體上已經達到小康水平的基礎上向全面實現小康水平過渡，已經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能力，逐步解決多年來累積形成的貧富差距；就是說，突出提出和解決鄧小平提出的問題，進一步重視公平問題的時機條件，已經基本成熟。
收入差距擴大迅速，已經成為影響當前社會和諧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了。20多年來基尼系數從0.2-0.3，提高到0.4-0.5，幾乎倍增，速度之快，舉世無雙。國內外一些機構和專家，指出這已經超過國際警戒線。不管這些論斷是否符合我國實際，但其引起警惕，還是值得注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已公布的基尼系數，難以計入引發人們不滿的不合理，非規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這些因素計算在內，則基尼系數又會加大，在原來0.4-0.5之間又升高0.1左右，即比現在公布的基尼系數增大20%以上。這些不正常收入對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不可小視。有人說這不屬正規收入政策的范圍，可以化外置之。但對收入差距影響如此之大的不合理，不規范、不合法收入，不盡是也不僅僅是刑法問題，難道不構成我國當前收入分配政策所要處置的重中之重的問題！
中國改革之初，各階層人民受改革之惠，生活改善，沒有分化出明顯的利益集團，普遍積極支持改革。以后，特別是九十年代以后，不同利益人群逐漸形成，有的在改革中受益較大，有的受益較少，有的甚至受損，對改革支持的積極性也有所變化。各階層居民對改革都有自己的訴求。比如得益較多的利益集團中有人說：改革必須付出代價，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幾千萬老工人。同時也就有另一種對應的聲音說：為什么就是我們，不是你們。對立的情緒可見。國企改革過程中一度出現“瓜分風”，引起社會震蕩，引起國資委負責官員的“心情沉重”，其主要領導也在去年12月13日一次會議上說，這樣做民憤太大了，我們一直從來都說改革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我看近來要強調些公平。為了使改革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今后要長期強調有利于社會和諧和穩定的社會公正和公平，而不僅限于“近來”。
無庸諱言，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社會結構已經逐漸形成占有財富、權力和知識為特征的強勢群體，和以貧困農民、城市農民工、城市失業者與下崗人員等為主的弱勢群體。強勢群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有很強的影響，在社會輿論和話語權中也很有影響。但弱勢群體則缺乏相當的組織形式表達他們的利益要求，除了用上訪等形式，申訴其遇到的不公外，很難在媒體上發出自已的聲音。這種社會缺陷急待彌補，如果令其發展下去，則只能擴大社會鴻溝，而不利于建設和諧社會。強勢群體特別是其權勢集團的代言人，公然鼓吹“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錢權交易(美其名曰“官員索取剩余”)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另有一位經濟學家，竟然違背現代國家利用稅收杠桿來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實施社會福利的常識做法，公然反對對高收入者多征稅，說這是“劫富濟貧”(我想懂得累進稅道理的理性高收入者也不會贊成此說)，這一立場鮮明的說法理所當然地遭到一些正直學者和公正輿論的反駁。
六
導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社會分配問題叢生的因素十分復雜。體制上的弊端，法治上的漏洞，和政策本身的不盡完善，等等都是重要原因。這些方面近幾年來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情況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廣大干部經驗不足，由于一部分干部誤解把公平放在兼顧從屬地位，還有一些地方與部門官員受自身利益的驅動，使許多能解決的社會分配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例如行政性壟斷收入問題。壟斷行業的個人收入比非壟斷行業相差幾倍，同樣素質、同等努力的人群待遇不公正，久已為社會所詬病，也講了好多年要改正這個弊病。但是對壟斷行業高個人收入的調節只限于個人所得稅這個調節力度較小的措施，不發生什么影響。而沒有從源頭上、從初次分配環節解決壟斷利潤產生和分配問題。
稅收杠桿。如個人所得稅制度，本來是一種調節過高收入、抽肥補瘦的稅制，但是多年來中低收入工薪階層卻成了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稅法不嚴使一些富豪逃避交納個稅，連國家領導人也出面表示不滿。個人所得稅從抽肥補瘦變成了劫貧幫富的稅制。現在抓緊完善個人的所得稅制度改革，步伐應當加快。又如遺產稅，許多國家都把它當作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據保守估計，中國資產總量在10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至少已超過1000萬個以上，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已有雄厚的現實經濟基礎。中國目前缺乏個人財產繼承、贈與、和轉讓法規，沒有建立個人財產登記和收入申報(后者只在很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制度等，這是實行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前提，本來應當加緊研究，積極準備；但至今尚未見有政府部門牽頭召集各方研究起草有關方案，不知要拖到什么時候。
國有資產劃轉給社會保障基金。這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福利的一項重要措施。也講了多年，遲遲難以落實。現在地方國有資產大部分賣光，其收入有多少劃撥到社保基金？國企改制中變現收入的用途，包括劃撥給社保基金，要趕快立法，不然就要落空。有人建議為了縮小貧富差距，要向企業職工劃轉國有資產。劃轉國有資產給本企業職工，結合職工持股改革，是一個償還國有企業職工社會保障性債務，是可以實行的。但國有資產不是本企業職工單獨創造的，也是全民努力的結果，劃轉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也是順理成章的。
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由經濟建設型為主轉變為公共服務型為主。這是與提高公民福利，促進社會公平有關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因為公共服務的受益者多是低收入者，包括教育、保健等在內的社會福利措施，可以提高人的素質，改善人們進入多種就業和社會生活的平等機會。但是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轉變滯后,這一轉變往往受到許多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熱衷于大搞政績工程的限制。重視經濟建設，輕視公共服務，以致中國曾被世界衛生組織詬為衛生資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教育經費占GDP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國家排名居后，尤其義務教育供應不足，相當多老百姓沒有基本能力進入勞動市場，被排斥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當然這些情況都在改進，但與投入經濟建設的資源相比，改進的速度還是很不理想。此外，一些地方還借經濟建設與改革之名，使居民財產權利收入權利受到侵犯，在農村土地征用、城鎮房屋拆遷、拖欠民工工資、以及企業改制中損害群眾利益浪潮的興起中，可以看到政府權力過大，某些官員行為不正，吏治腐敗的背影。現在以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為重點，深入開展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央加大了防治腐敗的力度，堅持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產生的腐敗現象的 深層次問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加大制度建設，加大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大家深切期望，也相信在中央巨大決心和正確領導下一定能夠做到，在反腐斗爭中不再出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不再出現交通系統那樣“前仆后繼，死而后已”的現象。
七
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在效率與公平關系上加大公平的份量，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可是現在也有另一種憂慮，認為現在這樣強調社會公平，會不會回到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擔心有些人“刻意渲染”中國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這樣的后果。
這種憂慮不是沒有來由的，確有人有中國人對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已達極限的說法，如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的。我們確實不宜“刻意渲染”收入差距的問題。但是研究者觀點不同，估計有出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忽視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可能發展為“兩極分化”，不應忽視實際存在的嚴重社會不公會引發潛在的社會危機。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未雨綢繆，不一定沒有積極意義。
中國改革發展到現在這一步，很少人想回到大鍋飯的舊體制。隨著市場經濟理念和運行規則深入人心，經由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取得的高收入和擴大的收入差距，已為廣大群眾所理解、認同和接受，“能以比較寬宏的眼光看待由于工薪，技術專利和資本收益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擴大。”引發不滿的是體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體制內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規范收入。人們希望的無非是調整和糾正這些不公平現象，并改進運用再分配杠桿適當調劑貧富差距，而決不是想觸動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所以強調社會公平談不上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使改革開放以來達成的共識受到沖擊。實際生活中，目前平均主義的殘余，已限制在一些國有機構，產業部門中越來越少的部分，而且國有部門單位之間也出現相當大的收入鴻溝。殘余的平均主義要繼續清理，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平均主義，而在分配天秤的另一端，需要適當的校正。
我倒有另一種顧慮。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現在有些被割裂了。好像這些年來，強調市場經濟多了一些，強調社會主義少了一些。而在說及社會主義時，則強調它“發展生產力”的本質即提高效率方面多一些，而強調它“共同富裕”的本質即重視社會公平方面少了一些。在中國這樣一個法制環境和人治環境下建立的市場經濟，如果不講社會主義，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鄧小平告誡我們：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我們要避免這個前途，我們一定能夠避免這個前途，那只有一個辦法,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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