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林

　　前兩天，在整理書柜里的書籍時，不經意間，一本上半截棕色、下半截黃色封面的書籍映入眼簾，《上海深圳股票交易實用手冊》，主編李訓，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估計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早出版的有關股票知識的書籍了。它的出現，勾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

　　那要回朔到1992年，中國社會正處于巨大的轉型期，保守和改革，姓資還是姓社，依然在爭論之中。此時，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盡管已經是一位高齡老人，為了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當年的一月毅然開始了第二次南巡，一路直到南國的開放窗口深圳，廣東一位記者為此寫了專題報道《東方風來滿眼春》，3月26日發表在《深圳特區報》上，很快地，這篇報道通過電波傳遍了全國，"大膽地試，勇敢地改"，總設計師發話，激起全國人民對改革的巨大的熱情，各行各業也出現了一片新氣象。而前幾年備受爭議的股票市場，也開始慢慢地走向公眾的視野。

　　當時的股票市場，只有上海和深圳有，并且不對外地開放。所以，雖然我時不時地在辦公室，從單位訂閱的上海《解放日報》上看到上海股票市場的一些評論消息，但具體股票市場什么樣，如何操作，也還是不甚了了。在對股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我有幸碰到了這本書。

　　這本書也并不是在書店里買到的，而是在書攤上買的，當年的書攤也不是現在這種成規模的書報亭，而是地攤。這個地攤當時是在中山南路上的省建設銀行門口，主要是當時那個建設銀行門口很是熱鬧，因為省建設銀行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也開始嘗試金融改革，第一次在南京發行一家投資基金，南京市民的投資熱情一下子被激發起來了，為了買到這個基金，市民們提前一天，晚上七八點鐘就開始徹夜排隊，領號，當時的報紙也有報道，自從這份基金發行后，這家建行的門口就總是聚集著大批的人，因為建行最早發的是一種紙質的認購權證，通過權證才能買到基金，所以有不少人就將認購權證轉手賣出，獲取差價。總之，這里聚集著一批發財心迫切的市民，迎合大家發財心切的需求，書販子就將這本書拿到這里來賣了。

　　我當時在一家國營的貿易公司工作，單位的效益還可以，但再好的效益，也不可能發財啊，因為我的印象中，我當年的月工資沒還有達到100元。所以，我也很想發財，也就到這家建行門口轉悠，尋找能買到基金的機會，后來終于從黃牛手中，以黑市的價格買了一份認購權證，并以此成功地買到了建行發的基金(這個以一元為單位的基金，除了每年分紅之外，在后來的一些年中，最高價曾經被炒到5元多，應該說，這個投資還是很值得的，按下不表，還是談買股票的經歷)。此時在這個地方看到了這本書，我也就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

　　回家后，迫不及待地打開看，發現確實是一本很翔實、很實用的書，從如何開設股票帳戶，如何進行股票交易，一直到投資技巧，上海深圳市場的股票介紹，讓一個完全不懂的人，可以通過這本書了解到一些基本的操作程序。須知，建國之后，股票市場就被取消了，我們這一代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除了從茅盾小說《子夜》中知道舊社會有股票市場外，對交易方法等等都是一無所知，連"空頭"、"多頭"的說法都覺得很新鮮。讀著這本書，我心里漸漸萌生一個想法，既然南京沒有股票，而上海有股票，南京離上海不遠，我何不到上海直接去買股票呢？

　　我將這個想法與一位好朋友交流，他也很贊同，只是，他的工作忙，脫不開身，于是他也委托我到上海后，多多了解這方面的情況，他也想買股票。說干就干，我當時在一家經營紡織品的貿易公司工作，工作相對自由一些，92年那時候還是6天工作制，我也是跟單位請了假。到上海找誰呢？好在妻子家在上海有親戚，聯系過后，決定住在岳父的妹妹(嬢嬢)家，那時候的人都非常窮，哪舍得錢住旅館啊，印象中當年的嬢嬢家住在黃浦江邊的一幢二層的小樓里，是公房，當時上海的住房非常緊張，這幢小樓到底擠住了多少人家我也不知，只是她們一家四口是擠住在一間屋內，為了解決住房緊張的問題，他們家又在這個房間搭了個閣樓(層高很低，直不起腰，抬不起頭，只能放床鋪)，這樣，嬢嬢的兒子就每天通過梯子，爬上閣樓睡覺，我來了之后，也就和他一起住在了閣樓上。

　　從南京出發時，我還將自己家的積蓄搜羅一空，七湊八湊，也才不到三千元，雖然如此，對每月工資不到100元的我和妻子來說，也是一筆巨款了。為防止被竊，特地讓妻子在內衣上縫了個口袋，將錢裝進，縫上。一切準備好之后，我就買了張火車票到上海。由于在南京時已經通過電話和上海的嬢嬢聯系好了，連從上海火車站下車后坐哪一路公交車都了解清楚了，所以，到上海后我很快就坐公交車來到了嬢嬢家，倒是沒費什么周折。

　　到上海之后我才知道，上海雖然是最早開設股市的地方，但是對當時的絕大多數上海人來說，股票也是非常陌生的東西。嬢嬢是一個小學教師，她丈夫是個工廠的工人，對股票只是聽說，從來沒接觸過。所以，當我將來意一講，他們只能提建議說，聽說在靠近南京路的延安中路上，有一家海通證券公司，那里有股票交易，你可以去看看。由于當天天色已晚，住下來后。第二天一早，我就乘公交車，來到了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在與南京路垂直相交的一條路，就是延安中路。才走進這條路，就看到了海通證券門口聚集著大群的人，走進證券公司，里面更是熱鬧異常，簡直可以用水泄不通來形容。證券公司各個窗口都擠滿了人，而顯示股票行情的大屏幕，掛在正對大門的墻壁上方，非常高，而且字體非常小，靠近了仰頭望才能看清，一些擠不進來的人，居然拿著望遠鏡，站在門口對著這個行情屏幕看，由此也可見大廳的擁擠程度了。

　　由于證券公司的營業窗口都擠著買股票的人，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員都是忙碌異常，所以，關于買股票的問題，要想問證券公司的工作人員，讓他們解答基本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只能請教在證券公司看行情的人。詢問了幾個人之后，我終于有了大致的了解，一是買股票是需要起大早排隊的，大概凌晨開始，就有人排隊了，然后自覺組織起來發有編號的扉子，這樣，等到早晨8點證券公司開門之后，你才能拿著扉子，憑這種資格再進證券公司買賣股票。再者，如果是第一次買股票的話，必須至少要有兩萬元錢，才能夠容許你開戶買股票……由于我不會講上海話，只會講南京普通話，而上海人骨子里對外地人是輕視的，所以，在請教了幾個人之后，我只能大致問清了這幾個情況，然后又看到大廳里有《上海證券報》賣，又買了一份報紙，就回到嬢嬢家。后來才知道，要想買上海的股票，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那就是要上海的股票帳戶，今天這個帳戶當然不稀奇，只要花上四十元錢，可以在任何一家證券公司開到，當年這可是希罕的品種，一般上海人手中也沒有。比如我的這個嬢嬢家，甚至沒有人知道買股票需要這些證件。

　　那時的通訊還很不發達，為了將打聽到的消息告訴我南京的朋友，只能通過長途電話，而長途電話只有郵局才有，按照每分鐘記時算錢的，而且白天和晚上的價格也不一樣，我是特地等到晚間，坐公交車到郵局，然后給朋友打了長途電話，將這些情況告知，其中最重要的，是將需要兩萬元錢才能買股票的情況告訴了他，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我的那位朋友在機關工作，當時機關還是很清貧的，工資同樣不高，也沒有能達到萬元的存款)。

　　我原來想，如果兩萬元湊不到的話，看來到上海買股票這個打算只能放棄了，但第二天我與朋友聯系時，他告訴我說，他認識一個干個體，做蓄電池生意的，現在也成了朋友，他比較有錢，這樣，我們三人將錢湊在一起，兩萬元就有了，當然，那位個體戶朋友一個人也能拿出兩萬元，但當時大家對股票市場認可度不強，他也不愿意一個人出錢，三個人出錢買股票，也有風險共擔的意思。在南京的朋友讓我在上海等著，他們第二天就趕來上海。

　　第二天上午在約好的海通證券大門口，我們大家見面了，那位個體戶是我朋友的朋友，現在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買股票發財，走到了一起，大家都成了朋友。此時，我們再次詢問證券公司門口的人，才知道如果要買上海的股票，一定要有股票帳戶這個本本。但誰能有這個本本呢？我的嬢嬢家肯定是沒有了，好在我這兩位朋友在上海也有親戚。這時候個體戶朋友老嚴一拍腦袋，想起了他的一個遠房親戚，在銀行工作，也許，她那里能夠提供股票帳戶，或者，至少能提供如何取得股票帳戶的信息。

　　于是我們隨著老嚴的記憶，向他親戚所在的銀行走去，好在銀行的地址沒變，找到這家銀行之后，老嚴報出他親戚的名字，她也還在單位，于是，我們在她的辦公室里見到了她。老嚴的這位親戚也是一位中年女性，對老嚴而言，可能也是嬢嬢、嬸嬸這樣的遠親關系吧。老嚴將自己來意一說，還真的非常巧。他的這位親戚說：“一般的上海人也確實沒有這個股票帳戶，但我因為在金融系統工作，那年上面發行上海第一只股票飛樂股份，號召大家認購，我就認購了4股(當時股票是百元面值)，后來，為了領取股票的紅利，買飛樂股份的人每人都有了一個股票帳戶，所以，我有一個股票帳戶的本子。”哈，這樣一來，原來不可逾越的難題就一下子解決了。

　　解決了帳戶問題，大家心里的一塊石頭終于落地，于是，我們大家約好，明天起一大早，爭取凌晨三點多鐘到海通證券公司門口排隊，那時候股票賬戶的管理也是非常嚴格的，買股票一定要股票帳戶持有者本人來，并帶上身份證件，所以，我們也與老嚴的這位親戚講好，在我們凌晨排隊領好號牌之后，希望她在第二天早晨八點鐘，也能來到海通證券公司，幫我們買股票，這位親戚還是滿幫忙的，一口答應了下來。于是，我們分頭回到自己的住處(那時候大家都很清貧，也都是各人找自己的親戚家落腳，沒有住旅館)。

　　第二天凌晨，我很早就起床，然后坐上了夜間的公交汽車，在南京路車站下車之后，略微走點路，就來到海通證券公司門口，此時海通證券公司門口已經有幾個人排著隊，我那兩個朋友也到了，于是我們就順序排在他們后面。

　　那時的馬路還沒有搞亮化工程，感覺我們所排隊的那條延安中路黑漆漆的，在黑暗中，人的面目也看不清楚。由于來得早，排隊的人也不多，大家也并不是緊緊地排在一起，而是松散型的，記得海通證券門口有一排鐵扶手欄桿，大家或靠著欄桿，或者直接坐在欄桿上面，有人抽煙，有人聊天，當然都是上海話了。估計那些排隊的人之間也比較熟悉了，從他們口氣中，聽出他們是專門做股票生意的黃牛，確實，那時候股票是一個完全新的事物，一般有正經上班單位的人是不來買的。后來這些黃牛中有人問我們，“你們從哪兒來啊？”我們說：“南京啊！”他說：“約，你們南京人滿聰明約，能跑到上海來買股票。”我們說：“談不上，南京人一貫的稱呼是大蘿卜，實在，比你們上海人差多了……”但他說：“能到上海來買股票就是聰明啊，阿拉上海人很多人都不敢來買呢！”大家談談說說，在不知不覺中，天色就開始亮了。這時候，有一個人自發地開始給大家發編號的扉子，那排在前面的幾個人很有經驗，說這個扉子證券公司是承認的，這樣，我們也就拿到了一個扉子(拿多了也沒用，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帳戶)。

　　在焦急的盼望中，天亮了，等到七點多鐘的時候，證券公司門口慢慢地聚起了人，但我們因為有扉子在手，所以也就不怕別人插隊，將近8點鐘的時候，證券公司出來了一位男性工作人員，確認了大家手上的扉子，然后對大家講了，按照扉子上的順序買股票。8點鐘，證券公司準時開門，大家一起涌進了里面，抬起頭，看著遠方高高掛在墻壁上的行情顯示屏。我們拿著扉子，緊緊地跟著前面的人排著隊，向證券公司的窗口走去。此時，老嚴的那位親戚也已經來了，雖然有扉子，但證券公司里面依然非常擁擠，好在當時還是五月上旬，天氣不太熱，不然，在那個擁擠中，肯定要擠出一身汗的。

　　此時的上海證交所，掛牌的還只有八只股票，也就是后來所說的老八股，當時的股票還沒拆細，是100元為一個股票單位的，這八只股票的掛牌價，早已從當初的100元面值升上去了，印象中，豫園商場的價格最高，其他股票就比較一般，但也都是幾百元一股。在之前，我們三人經過協商，決定買延中實業股票，這只股票當時被上海人稱作“臭延中”，主要是曾經被炒高至380元，但后來一路下跌，將不少人套牢，而且有一個股民據說在買了延中股票之后，看到它一路下跌后，實在受不了，最后自殺身亡，這是報紙上第一個報道因為炒股而自殺的，以至于延中股票在人們眼中變臭了。但我們覺得，延中股票便宜，而且業績也沒什么問題，既然別人不敢碰它，也許正是我們買進的好機會。于是以209元的價格填單買進了延中實業股票，當時是將兩萬元全部用完，回來后，再根據個人的資金量大小，分配了一下股票，當然，也是名義上的，因為我們所買的股票實際真實的名字是老嚴的那位親戚，好在，我們大家都是講信譽的，在以后股票不斷上漲，賣出過程中，也沒有發生任何矛盾。

　　買好股票后，我們就回到了南京，沒過幾天，上海股票市場開始取消了入市的限制(印象中是5.21)，有大量的新市民都發現了股票市場是一個讓人賺錢的地方，于是紛紛涌入開戶，在大量的資金涌入下，上海股市的老八股就呈現一路上漲的態勢，當時通訊很不發達，但我在南京通過看《解放日報》，也能了解到上海股市上漲的信息，那些日子，股票幾乎天天上漲，我們三人天天喜笑顏開，想不到，這個錢這么好賺啊，后來，等到南京一開始發行上海的股票帳戶，我們就都登了記，成了南京的第一批股民。

　　此后，我開始涉足股市，而隨著中國股市的發展，我的命運也發生了改變。